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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戲演完了，從各連借來的人都回去了，我們宣傳隊又上山幹活了。在張瞎子的帶領下，我們宣傳隊不論是上山幹活，還是下場打籃球，或是登臺演節目從來不會落於人後。我們有一幫嗷嗷叫的棒小夥兒，還有一幫漂亮、能幹的大姑娘。

這時，我幹活已經是一把好手了。記得那時我有一把鋤頭，鋤把是從山上砍下來的花慄木，帶有慄木的花紋；剛砍回來時，是粉紅色的，風乾後變成棕色，用了一段時間以後又變成紅黑色，就像紫檀木一樣油光鋥亮。鋤頭的刃口因常年挖地已經磨得很快了，就像個藝術品一樣。我很享受用這把鋤頭挖地的感覺，光腳踩在翻過的紅土裡，一鋤下去，把土翻到自己的腳前，像切蛋糕似的。有時候，翻出土的大蜈蚣趴在我的腳背上也不用慌，我的腳已經和土地融為一體了，它是不會叮我的。

勞動時，餘志剛看起來最文弱。他很少說話，整天在哼曲子、寫曲子，好像很神經質的樣子。他喜歡在夜裡“偷聽”境外電臺的音樂節目，尤其是交響樂，一聽到好的交響樂就告訴大家去聽。其實，所謂“偷聽”也是不得已，不僅因為中央和雲南省臺不播這些“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而且我們地處邊疆，有重重大山阻隔也很難收到內地的電臺。他對音樂的熱愛很是痴迷。每次排新節目，他都會認真寫配器的總譜，樂隊裡也就那麼幾個人，他還要吭哧吭哧地寫個總譜，有小提琴、二胡、揚琴、阮、笛子、小號和黑管，七八個人一人一個譜，弄成和聲。餘志剛很少洗澡，還老戴個破帽子，這個破帽子最後還是在回北京探親路過武漢長江大橋遊玩時，被他弟弟餘志強一把抓過來扔到長江裡了。餘志剛雖然長得白白嫩嫩的，上山幹活卻挺刻苦，沒過多久他就能完成定額了。

範大成最愛偷懶。有一次挖梯田，那時正好下雨，我們宣傳隊的任務還挺重，我幹著幹著，只見範大成躲在樹叢後站著半天沒動靜了，走過去一看，原來他把鋤頭把兒拄著下巴，雙手手指在鋤把兒上練指法，身上凍得哆哆嗦嗦的。我氣壞了，使勁推了他一把，沒想到他竟哭起來，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晚上開大會的時候，我還做了檢討。範大成幹活累了，他就跑到傣家寨子裡，睡在人家木樓的樓梯口，像個流浪漢似的。因為我們的生產任務很重，再加上一營宣傳隊也要他去排節目，我們就把範大成送到了一營。不久一營也傳出他的一些好笑的事兒：有一次，他覺得排練太累，就在大家喝水的桶裡放了安眠藥，結果大家都睡了，他就高高興興地走到傣族寨子裡去閒逛。範大成經常出這些壞點子，當大家罵他時，他又現出一副苦兮兮的樣子，弄得大家又生氣，又好笑，簡直拿他沒辦法。現在想來，他身體不好，動過大手術，本來就不應該讓他離開上海，更不應該讓他乾重體力勞動。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1）

我們五連的老工人大都是在1960年從湖南農村移民來的。我們屬於老連隊，有很多橡膠林已經可以割膠了，生活條件也相對好一些。宣傳隊在這裡，雖然給連隊生活帶來許多樂趣，但我們排練節目時，也耽誤了許多活計。加上我們唱唱跳跳地搞到很晚，也影響大家休息，老工人開始發牢騷了。為不影響與老工人的關係，我和張瞎子主動要求拉隊伍去參加大會戰。所謂大會戰，就是每年旱季，各生產隊都要組織壯勞力到新建連隊周圍的原始森林去砍壩燒壩，燒完壩還要翻地；到雨季來臨的時候，又要在翻好的地裡種玉米和花生。收完了玉米、花生以後，再等到年底旱季剛來的時候，我們就在那片山地上挖梯田、種橡膠。我們把五連參加大會戰的各項任務包下來，老工人就可以留在隊裡幹活，照應家庭。

我們幹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離五連有十里多。那一年，我們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住在山裡，在小溪邊搭一排竹房子，中間隔開，男女生各住一邊；竹床是連著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邊洗菜的女生驚叫著跑回來，說有一隻大蟒蛇在小溪對面望著她。我們幾個男生抄起鋤頭、砍刀衝出去，什麼也沒見到。燒壩以後，我們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燒過以後，是磚紅色的，硬邦邦的，鋤頭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們挖著挖著，張瞎子琢磨出了竅門，地上被火燒過以後有裂縫，我們就用鋤頭往裂縫上挖，然後一翹，就翻起一大塊。這樣，工效就很快。我們翻過的地像是亂七八糟擺滿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場長“張大炮”看到以後說這樣不行，讓我們返工去把土塊敲碎。我們正在用鋤頭敲土塊，突然下起了一場大雨。雨水一澆，那些土塊立刻就變得鬆軟了。“張大炮”看了以後，立刻改口表揚我們幹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