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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大，面板比較白淨，對生活很講究。在集體宿舍裡，他們往往可以各自用塑膠布隔出一個兩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個木的行李箱，這種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幾乎每人都有一個，約90公分寬，60公分高，他們用土坯把它墊高，再用花的塑膠布鋪上去，佈置成一個床頭櫃或梳妝檯，然後在上面弄一些小擺設，有些還灑上花露水，顯得很雅緻，用現在的話說叫很“小資”。他們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顯得嬌氣一些，所以剛來的時候，他們生病的或者面板被蚊蟲叮咬後長瘡的比較多。在農場，各地來的人不論老工人還是知青，大家都是講各自的方言。別的方言大家都還能聽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聽不懂了，像聽外國話似的。但那時候，大部分上海知青雖然會說普通話，可即使當著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們之間還是講上海話，讓別人感到很尷尬。上海知青來了以後，生產隊裡就多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在上海女知青的門口，常常高高地掛著剛洗過的花###和乳罩，隨風飄蕩。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6）

當大批知青來了之後，需要領導管的事太多了，領導就顧不上來批判我們了。因此我們“老北京”的處境相對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積勞成疾去世之後，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們就更加同情我們了。當時造反派已經掌了權，派系鬥爭相對少了，領導對我們也就沒以前那樣兇。

1970年的一天，領導通知我帶上笛子到分場的業餘宣傳隊報到。原來宣傳隊裡缺少樂手，就讓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我在六隊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認為宣傳隊有很多節目是派性宣傳。但上邊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隊已經把我除名了，好在有馮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風琴的。

分場宣傳隊是業餘的，編在五隊裡的一個生產班組，大約有十幾個人。我到了宣傳隊，晚上開會的時候，總場管宣傳的領導訓話說：“目前，六個分場都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要各自編排一臺節目，除巡迴演出以外，還將參加總場的匯演。”他突然話鋒一轉帶著威脅的口吻說：“想幹就幹，不想幹就滾！”那意思顯然矛頭是對著我的。

等領導走後，大家都來對我表示了友好，並相互自我介紹。隊長張裕豪比我大一歲，是在昆明長大的山東人，戴一副深度近視的大眼鏡，其貌不揚，大家都叫他的外號：“張瞎子”。他聲音洪亮，身材很魁梧，待人很豪爽，是1963年初中畢業後主動報名上山下鄉到東風農場當了知青。他告訴我，是他調我來宣傳隊的，那個總場管宣傳的領導原先是農業中學的老師，也是從昆明支邊來的，他的話你別往心裡去。

我和張裕豪是宣傳隊裡年齡最大的，很談得來，後來成了終生的好朋友。那時候我剛學會抽菸，我們倆經常坐在床頭，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一直聊天到深夜。他告訴我：他小時候在山東，土改時父親被劃為地主，他就被過繼給在昆明作小商販的姑姑家。1958年以後，生意越來越難做，姑姑家裡的生活也越來越難了。於是在1962年他初中畢業後，就報名上山下鄉來到了西雙版納。那時候他才16歲，熱情似火，積極上進，樣樣活計都不肯輸給別人，很快就成為生產模範，還入了團。他還特別愛寫詩，尤其喜歡激情洋溢地朗誦郭小川和賀敬之的詩。宣傳隊的朗誦詞、對口詞以及“三句半”等都是他寫的。上山幹活“張瞎子”是一把好手，又爭強好勝，無論是幹活或演戲都要跟別人比高低，而且經常比贏。我們跟著他幹，樣樣活計都不會輸給其他人。

我們在編排節目的時候不用上山幹活，或者只上半天工。隊裡的主要骨幹是“###”前從昆明、重慶來的老知青，也有一些新來的昆明、北京和上海知青，還有兩個湖南老工人的子女。我除了吹笛子以外，還應邀客串演些對口詞或者跳個舞什麼的，編導們都誇我颱風很好。1969年3月，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珍寶島打了一仗，毛主席號召：“要準備打仗！”我們就排了個節目叫《珍寶島》，編舞時需要一個衝鋒的場面，我就設計了一個搭人梯的場景。搭人梯的時候，我自告奮勇蹲在第一個，衝鋒的“戰士”第一腳先踏在我的肩背上，然後再衝上其他人的肩膀排成的人梯。一開始，他們都不敢上，怕把我踏壞了，我就鼓勵他們：“別怕！衝！我是練武之人呀！四川話講，我這叫‘瘦是瘦，有肌肉！虛是虛，有幹筋兒！’。”我給大家“提虛勁兒”。很快，衝鋒號一響，“戰士們”就都能衝過去了。當時，我們這六個小夥子搭的人梯還挺壯觀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