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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隊的骨幹抽調去團部宣傳隊。我們隊被調去的有八個小夥子。臨別的前一晚，舞隊的男一號，昆明知青餘建新躺在床上興高采烈地講著以後的打算，這傻小子完全沒有意識到大家愁雲慘霧的心情。突然，張瞎子從床上跳起來，隔著蚊帳把餘建新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餘建新和張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傳隊的二十多人都沒有上工。送別的時候，大家都很激動，有的人還哭了，我們幫他們揹著行李，一直送到大勐龍的團宣傳隊，幫他們鋪好床才離開。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8）

沒過多久，我們五營宣傳隊就解散了。我和張瞎子把留下來的十來個男生和女生安排到機務隊、基建隊。我被調去營裡當青年幹事。有時團宣傳隊需要我時，我也去幫著排演節目。這裡我要說一句，無論在營宣傳隊還是後來在團宣傳隊，凡是寫了入團申請書的，我和張瞎子還有團宣傳隊的隊長上海知青張洛敏都不論出身全介紹他們入了團，前後有十多個。我當青年幹事的時候，除了參加打土坯、上山砍柴的勞動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見聞很多留待後面再講。

又過了半年，我也被調到團宣傳隊當隊長，我的同學仲永和當副隊長。團宣傳隊雖然也是業餘宣傳隊，但已經沒有生產任務了。團宣傳隊在大勐龍街子旁的山腳下，一個鬧中取靜的院子。東西是兩排磚瓦房，北邊是山，南邊隔著一條土路就是流入勐龍河的一條小溪。我見大家無論颳風、下雨、日頭曬，在院子裡練功排練很不方便，便組織大家上山伐木蓋練功棚。

我們進山砍樹的時候，下起了小雨，我帶著男生去砍做樑柱的大樹，因為有我們五營的老隊員華天礽和餘建新等老手，我們很快就把木料抬下了山。我讓潘駝背兒帶一幫女生去砍一些作椽子的小樹，她們走進森林後，螞蟥馬上就爬進衣服，用手掏進衣服裡去捉螞蟥，又當著潘駝背兒很不方便，非常狼狽。不過她們還是完成了任務。

練功棚是我設計的。為了不影響舞隊練空翻，我讓舞隊的隊長小楊翻了幾次，量了高度。中間的橫樑距地面要有兩米五高，我借鑑預應力的原理，把那兩根近十米長的橫樑向上拱，頂起支撐中梁的柱子，不僅高而且結實。那兩根梁是剛從山上砍下來，很溼、很重，裝上去可費了不少力氣。打榫鍪、釘碼釘等技術活都是我和潘駝背兒一起幹的；排練棚周圍還裝了竹子做的練功的把竿。蓋好的排練棚，既寬敞、又漂亮，還帶著木料和草排的香味，大家都誇好。這排練棚後來還兼了防震棚。那兩年雲南鬧地震，震中好像在通海、峨山一帶，聽說死了十多萬人。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東風農場（也就是二團）有全套的銅管樂器，從小號、長號、大號、圓號到單簧管、雙簧管、長笛、薩斯風都有。原來這些銅管樂器的來歷還有一段故事。1949年解放軍13軍在解放南京時，俘虜了整個國民###府樂隊的全隊人員，從指揮到演奏員一個不少。他們隨即就加入瞭解放軍。隨解放大軍南下，一直來到了雲南。1958年他們就退伍下放到我們農場。這些樂器也就跟著他們來到了西雙版納的東風農場。我們宣傳隊的指揮和作曲餘志剛還有第一小提琴手華天礽等人，曾經去小街的照相館找過那位當年國府樂隊的指揮，向他學習配器和作曲。他老人家那時常揹著一部雙鏡頭反光相機到各個生產隊給大家照相。我們許多知青的相簿裡仍儲存著他給我們拍的相片。30年後的今天，餘志剛和華天礽都成為中國音樂界的領軍人物了，餘志剛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中國著名的音樂理論家；華天礽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副院長。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9）

我們的舞蹈編導雷高謀、陳古群等也常去景洪的西雙版納州文工團學舞，我記得有個舞蹈老師姓馬，是回族人，舞跳得特好。

有一次，我們重演一個老節目，餘志剛翻來翻去找不到總譜。大家正著急的時候，範大成走過來，囁嚅著向我們承認，是他為了考上海的一個文藝團體，把餘志剛寫的總譜當作自己的作品寄走了。我正要向他發脾氣，餘志剛卻過來為他說情，說他再去把總譜寫出來。要知道，那總譜可有兩寸厚呀。

團宣傳隊不僅在大勐龍周圍演出，還經常去景洪和思茅地區演出，也到過當地部隊慰問演出。那時候，整個一師只有一團宣傳隊和我們二團宣傳隊最棒，人才也多，大部分都是來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1974年，我們兩個宣傳隊都有不少骨幹演員被省上的專業劇團或軍區的文工團抽調走，留下的人都有些心灰意冷。於是，一師師部把我們兩個團宣傳隊調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