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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節處白花花的肉和骨頭都露出來了。

我嚇壞了，刀也不要了，用左手抱緊右手拼命地冒著大雨往回跑。見到我們生產隊的衛生員，我剛一開啟手，血就順著掌心往下淌。衛生員也不敢處理，她用紗布把我的右拳整個包起來，就讓我去營衛生所。我跑了幾里路來到營衛生所，老護士把我的手一開啟，血又是嘩嘩地往下淌。她也不敢看了，趕快又把我的右拳包上，讓我去團醫院。團醫院在小街，離我們有二十多里路，我先走去大勐龍上團部找車。團部報道組的北京女知青張璐知道了我的情況，就幫我找到一部去小街拉貨的大卡車，她還幫我在團部食堂打飯，讓我吃了午飯再走。

因為大勐龍河漲水，小街橋斷了，我就在河邊下了車，踩著爛泥走下河岸，過了一條簡易的木橋，再趟過一段淺灘才過了河，過了河又走了幾公里才到了團醫院。團醫院的醫生一開啟我的手，血就往外噴。醫生也是重新把我的手包了起來，要做手術，但是醫院白天沒電，做手術要等到晚上。醫生給我安排了病床，但因為手疼睡不著，就到院子裡遊逛了一下午。在病房的走廊，我碰見了幾個蹲在房簷下的知青，臉色蠟黃，我問其中一個認識的北京知青得的什麼病，他說是黃疸性肝炎。一直等到吃過晚飯，天黑以後醫院才來了電。

我躺上手術檯。打麻藥的時候，醫生告訴我，因為傷口的血噴得太快，沒法在傷口周邊打麻藥，所以要用區域性麻醉。這種區域性麻醉要從鎖骨下面找到神經打藥，更要命的是，她告訴我她只給人打過一次麻藥，不知能不能打準，她囑咐我說：“你感覺麻了就告訴我。”她拿針管從我脖子打進去，打到我的胳膊逐漸失去感覺。她問：“麻了沒有？”我說：“麻了。”這時才動手術。手術也只是止住血，然後把皮###起來，而裡面的筋並沒有接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7）

那天跟我一起去砍竹子的老四川“何雞母”後來告訴我：他們扛著竹子冒雨出來時，看見整個山峽被一棵大樹堵死了，他們費了好大的勁兒在樹冠邊砍開一個洞才鑽過來。

團醫院離當地唯一的中學——農業中學不遠，我們55個同學裡有幾個已調去當老師。我的同班同學劉安陽來西雙版納一年多後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時也被調到農中當老師。我在住院養傷期間就天天去他那裡。那時全國正在準備招收工農兵上大學，上大學當然要參加考試。於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裡複習功課。每天一起做“###”前的高考複習題，做完一道題就立即相互對答案。雖然我們已經有六年沒摸過這些課本了，但重新拿起來，卻覺得更加熟悉了。經過在西雙版納的勞動，好像腦袋更清醒了。

劉安陽的父親是我國有名的地質學家。上次回北京探親時，我曾到他家去串門。記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號，門前就對著什剎海，我和安陽游完泳以後，坐在岸柳下和他父親辯論。我們覺得透過上山下鄉將來讀書會更好，但他父親認為年紀大了對培養高精尖的學術人才很不利。那時我和安陽已經26歲了。

但沒過多久就發生“白卷先生”事件，東北有個張鐵生，考試時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於是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試。能不能上大學，全憑“群眾推薦”，當然最終還得領導拍板。我和安陽那一次都沒有能上大學。1977年“###”後恢復高考時，劉安陽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學，那時候，他們已經30歲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我媽交給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寫給北京積水潭醫院的一位日本醫生的，請她幫我聯絡住院接手筋。在積水潭醫院，醫生給我檢查以後告訴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動手術把指尖的筋抽下來固定在關節上。

在我住院動手術那段時間，認識了臨床的北京郊區的一位很淳樸、壯實的小夥子，他的右手被捲進鍘草機裡了。剛住進醫院的時候，他情緒很低落，經常看著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淚，但隨著傷口漸漸痊癒，我們倆聊天聊得越來越投機，情緒也漸漸恢復了。他是個朝氣蓬勃，很樂觀向上的人。

傷口痊癒以後，我的右手中指和無名指的第一個關節能吃上勁兒，但第二個關節一碰就像觸電似的發麻，好在食指的筋沒有斷，否則我就不能按相機快門了。不過，人的適應能力真的是很強的，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儘管我的手筋和腳筋都被刀割斷過，但現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幾乎什麼都能做。

我和楊麗萍同臺跳舞　陳凱歌來蹭夜宵

1973年，上級決定把我們五營和六營還有一營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