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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6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四個教師批判校領導的大字報，北京各大中學校的“###”開始了，校內開始批判“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了。後來中央向各個學校派工作組，我們25中和華僑補習學校好像是最早派駐工作組的。我記得工作組的成員都是軍隊幹部。來我們班的是一位40歲左右的團長，長得五大三粗，是個曾經歷戰火洗禮的人，他待人很和氣。華僑補習學校是跟著僑委參加“文化革命”的，工作組是支援廖承志的，所以學生們對我爸很好。校工作組有一個任務是在學校裡揪出“反動”學生。我還曾經到批判“反動”學生李冬民和曲折的會場去看過熱鬧。

7月底，各學校的工作組撤離了，我和幾個同學還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在那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之間跑來跑去的北大學生中有不少是打赤腳的。

有一天，我們班的幾個幹部子弟出身的同學叫我一起去天安門。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很多，有許多學生穿著舊軍裝。突然，來了一個頭纏紗布的人，向人們訴說他們在體育學院被人用皮帶抽打致傷的事。於是，很多人便騎著車呼叫著奔體育學院去支援。不一會兒，只見廣場中間有一個留著分頭，穿著運動裝的人被穿著舊軍裝的學生用軍用皮帶追著打，那被打的人一邊躲，一邊還不停向打他的人解釋著什麼。後來打他的人越來越多，他就跑向革命歷史博物館，乞求站崗的衛兵讓他進去躲，但衛兵不讓他進去，他便被打得頭破血流。

街上到處都在喊口號，學校裡更不平靜，開批鬥會的時候，有學生用軍用皮帶抽打教導主任，有個教生物的女教師被剃了光頭。老師們被批之後，每天就在學校掃地、掃廁所。他們上工排隊的時候，有紅衛兵指揮著他們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團委書記也被剃了光頭，有一次在教室前的路上我們不期然打了照面，我跟他打招呼說：“X老師，僑委的革命派正支援我爸和我媽###呢。”只見他惡狠狠地看著我說：“運動還沒有完呢！”我對此印象特別深。後來經歷無數人事，我常想，人在有權勢時是很膨脹很可怕的，但他在沒權勢時也是那麼可怕。就像雨果寫的《悲慘世界》裡那個總是追著冉·阿讓的那個警察，他是思想的警察。這種種人世的醜惡，可能是促使我後來去西雙版納，並最後選擇了走南闖北的記者生涯的緣由吧。那時候，我幫我媽抄寫了好多“翻案”的大字報，我們還熬了一桶糨糊，把大字報貼在僑委大院裡和王大人衚衕最顯眼的位置。

⒍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2）

有一天，我們班幾個不是紅衛兵的同學閒來無事，聽說下午文化部大院要批鬥夏衍、陳荒煤等“走資派”，於是在吃過午飯以後就一起往朝內大街走去看熱鬧。我們學校離那兒不遠。快到文化部門口正要過馬路的時候，平時挺穩重的同學邵大軍突然笑著指著前方大叫：“快看！快看！”我們一起抬眼望去，只見一個臉色紅潤、體形豐滿、梳兩條大辮子的女中學生，穿著一身洗舊的黃軍裝、解放鞋、黃軍帽，手中提著一條做工精緻的皮馬鞭，馬鞭挺長，拖到身後的地上。就好像是舞劇《白毛女》裡的扎著紅頭繩的喜兒翻身後當上瞭解放軍的騎兵，真是颯爽英姿。她離我們也就有二十來米遠，聽見我們的笑聲，她回眸望了我們一眼，臉頰羞紅地笑著扭頭過馬路。我們也跟著她的身影走進文化部的大門。在大院裡的籃球場上，聚了很多人，只見一群紅衛兵和造反派把押成“噴氣式”、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大黑牌的“走資派”們推到人群中間。口號聲，批判聲，還有打人聲，在毒日頭下和著汗味兒飄蕩。那女中學生提著馬鞭站在“走資派”們的旁邊，臉漲得通紅，怒視著“走資派”，但仍掩不住面帶的羞澀和不知所措的神情。她始終沒有舉起她的皮鞭，所以也談不上“放下你的鞭子”。我們看了一會兒，就擠出了人群。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親眼見到大文豪，夏衍是很乾瘦的老頭兒，陳荒煤較白而胖，他們彎著腰低著頭，汗流浹背的樣子，怪可憐的……

“8·18”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我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也可以參加###。有同學把學校的平板三輪車和鑼鼓鑔弄來了。我們就學蹬三輪和打鑼鼓，我的節奏感很好，一上手就噼噼啪啪地敲得很歡，而且我很快就學會騎三輪車了。###的時候我和同學輪流騎著三輪車，敲鑼打鼓經過天安門廣場，喊著：“毛主席萬歲！”接受毛主席檢閱。熱鬧極了，也好玩極了，一點也不累。那一天，我們僑委大院的張銳還登上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