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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敏率領一批科研人員在上海華東計算所連續奮戰了三個多月，他們終於發現了氫彈實現自持聚變反應的關鍵物理因素和方法。

3個月後，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吳際霖主持，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李覺、國防科委二局局長鬍若嘏等參加，核武器研究所的專家在馬蘭核試驗基地多次進行研究後，確認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彈引爆氫彈的理論方案從基本規律上推斷是合理的、可行的。據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製出體積比較小、重量比較輕、聚變比較高的百萬噸級的氫彈。因此，確定突破氫彈要以新方案為主。原定方案的研究和試驗也不放鬆。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2）

後來的實踐證明，就是這個新方案，大大縮短了中國氫彈的炸響時間。

1965年12月18日下午，父親聽取了胡若嘏的彙報。胡若嘏說：不久前，二機部九院專家們已探索到了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熱核聚變材料的氫彈設計原理，提出擬於1966年底進行一次低威力的氫彈原理試驗。

所謂氫彈原理試驗，就是不進行全當量爆炸，只進行部分爆炸，從中檢測氫彈的技術是否過關。

聽到這個訊息，父親很高興。這些年不斷地與核打交道，父親也快成了專家了。他說：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熱核聚變材料的這一氫彈設計原理是個好設想，二機部、國防科委要組織力量研究，儘早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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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今年打響第三炮（1）

正當科技人員在氫彈攻關中忘我拼搏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歷史大劫難的序幕正在他們身邊拉開。

“文革”之初，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周光召等一線的科學家紛紛受到衝擊。不久，張愛萍、劉傑這些兩彈的功勳領導人，也遭到關押。國防尖端科技專案，其實是靠著一種慣性，更靠著廣大科技人員對祖國的忠誠，艱難地向前滾動著……

父親馬上意識到，各項試驗工作必須抓緊，尤其是兩彈結合和氫彈，如果過多的耽擱，在運動的衝擊下，就有流產的可能。

1966年8月23日，在第55次軍委常委會議上，父親提出：導彈、原子彈“試驗基地今年試驗任務重，還有些科研單位有研究任務，這些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推遲，目前可先按師以下單位辦法搞正面教育”。

會議同意了他的意見。

10月底，兩彈結合試驗成功後，父親最關注的就是氫彈了。

11月中旬，他們一行從新疆回北京，在西郊機場乘車進城，沿途見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高音喇叭叫得人心煩，比他們離開北京時，顯得更混亂。

途中，父親的車子被紅衛兵攔下了。劉長明主任有些緊張，生怕有什麼意外。還好，攔車的紅衛兵並沒有認出父親，只是讓車裡的每個人背一段毛主席語錄，否則就不放行。父親說，這怎麼辦。劉長明說，我替您背吧。劉長明徵得紅衛兵同意後，替父親背了一段《為人民服務》，他們這才得以脫身。

在“文革”的風暴中，中國氫彈的研製依靠一種慣性繼續進行，整個試驗裝置的理論設計方案提交給設計和製造部門的時候，是1966年10月中旬。

設計和試製人員要按計劃要求完成試驗裝置的工程設計和加工製造任務，週期十分短促。而且，這個試驗裝置結構複雜，有些部件開關奇特，設計製造的技術難度很大。為了確保質量和進度，理論、設計和工藝加工人員團結協作，及時交流情況，相互提出要求，共同商定解決問題辦法。在理論設計方案完成後，核裝置結構設計與製造緊密配合，邊設計邊製造，平行交叉作業，爭取了時間，於1966年12月全部完成了試驗裝置的設計加工任務。

父親得知氫彈原理試驗的裝置已經全部準備完畢，即致電核試驗基地領導：“這次試驗，具有關鍵性作用。”全體同志“要切實遵循毛主席不打無準備之仗、認真、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教導，發揚艱苦奮鬥，不怕困難，連續作戰的英勇精神，千方百計，保證萬無一失，百分之百地成功。希望你們努力爭取今年打響第三炮”。

這裡說的第三炮，是指核試驗基地當年要執行的第三次核試驗任務，也就是氫彈原理的試驗任務。

12月11日下午，父親參加第17次中央專委會議，討論人造衛星研製，和即將進行的中程地對地導彈首次發射試驗以及氫彈原理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對於射程×千公里以上的東風三號中程地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