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頁)

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1）

在核試驗基地馬蘭，父親檢查瞭解了為氫彈原理試驗而秘密建設的工程設施，工程速度之快令他滿意。

1966年11月2日，他致電周恩來：“進行氫彈原理試驗的工程建設進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準備完畢，……力爭在12月或明年1月進行氫彈原理試驗。否則明年2月以後，基地的氣候條件會變壞，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據當時一直跟隨父親的劉長明回憶，與其說是父親擔心氣候條件影響氫彈原理試驗，不如說他更擔心政治氣候變壞而影響整個的國防尖端科研計劃的實施，不光是氫彈，還有衛星、核潛艇等等，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都在節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一來，大家都有風聲鶴唳的感覺。

周恩來接到父親的電報後，立即指示一機部部長趙爾陸、二機部部長劉傑抓緊辦理氫彈原理試驗事宜。

對於氫彈，我國領導人早就有了打算和安排。

事實上，在兩彈——導彈和原子彈研究秘密進行的同時，中國氫彈的研製工作也在夜以繼日地進行。

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的自持聚變反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稱聚變彈或熱核彈。氫彈的殺傷破壞因素與原子彈相同，但其威力卻大得多，原子彈的威力通常為幾百到幾萬噸梯恩梯當量，氫彈的威力則可大至幾千萬噸梯恩梯當量。

氫彈的研製，在理論和製造技術上比原子彈複雜得多。實現核聚變爆炸，需要1000萬度的高溫。迄今為止，除了原子彈爆炸，人們還無法在瞬間獲得如此高的能量。兩個超級大國一直把氫彈技術作為核威脅的主要手段而嚴加保密。

我國的氫彈技術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學家在一片空白中艱苦探索，一點一點攻克難關。為了突破氫彈技術，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製原子彈的同時，錢三強根據劉傑部長的佈置，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輕核理論研究組，開始氫彈的理論探索研究。

1963年8月，父親在國防科委辦公會議上提出：“氫彈的研製要開始考慮了。”

1964年秋天，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劉傑向周恩來、彭真、李富春彙報氫彈情況時說，3年到5年才能爆炸氫彈。

周恩來說：“3年到5年，太慢了，要快。”

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經濟建設長遠規劃設想的彙報時指出：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麼國，管他什麼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

這個指示再一次顯示出毛澤東的偉大氣魄。

劉少奇也提出要像炸響原子彈那樣早日炸響氫彈。

根據上述要求，周恩來指示二機部，儘快研究提出加快氫彈研製的計劃，要求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並注意處理好理論和技術、研製和試驗的關係。

1965年1月，為加強氫彈研製的攻關力量，將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的黃祖洽、于敏等30多名專家調到核武器研究院，兩支理論設計隊伍會合在一起，迅速投入氫彈研製。

2月，在朱光亞、鄧稼先、彭桓武主持下，進一步加緊了對氫彈理論原理的攻關工作。

這年夏天，按照“鄧（稼先）於（敏）方案”，經過艱苦努力，獲得了爆炸氫彈的關鍵資料。

1965年5月27日上午，父親召集張愛萍、劉傑、羅舜初、唐延傑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核試驗問題時，父親說：我國核武器的發展，繼去年鐵塔上爆炸之後，今年又上了飛機。與中近程地地導彈配套的縮小型原子彈頭正在研製，問題不大。探索氫彈的理論研究工作正在進行。現在看來，搞大當量的地下核試驗，選場難，工程量大，週期長，使更快的發展氫彈受到限制。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蘇三國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主要是遏制我國的，我們要放開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條約的束縛。為此，下一步核試驗規劃要作些調整。核試驗所必需的一些裝置、儀器，如地震儀、微壓計、微倫計、氣象雷達等，國內尚未過關的，可以從國外買一些，不要“鑼齊鼓不齊”。要考慮一下氫彈試驗場有些什麼問題，應早作準備。法國為什麼準備那麼長時間還沒有進行氫彈試驗？我們應該一切問題要早下手。

氫彈技術的突破，到了最關鍵的時候。

1965年9月，從未出國留學、被人譽為“國產專家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