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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批《〈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雲：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

第四部分

第58節搞運動

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分子一樣，儘管天天餓腸轆轆，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於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我當時確曾自怨自艾過。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瞭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裡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我只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別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骯髒的，決心不介入。我並不瞭解共產黨，只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臺不行。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穫，其中心就是知道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共產黨就不是。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爭，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爭或革命戰爭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我在國內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將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個潛臺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