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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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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幹,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洩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瞭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於前車之鑑,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於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餘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於為建立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鬱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里,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著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豔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裡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汙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嚐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面跟著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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