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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鄉貫說法不一。孫楷第先生據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本“囗水方汝浩清溪道人”題識，謂為洛陽人。戴不凡疑“囗水”系“囗水”之誤，且交友中有“古吳”爽閣主人，評閱人有“西湖漁叟”，疑其為浙江人。譚正璧以洛陽為其原籍，杭州為居所，也成一說。

這部小說的情節十分曲折，它描述的是：南北朝時期，東魏將軍林時茂稟性忠直，因事與丞相高歡之子高澄結仇，他深恐高澄日後報復，就削髮為僧，改名澹然，逃奔梁國。路上為民除害，以武藝高強、材德兼備，被薦為建康寶剎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鍾守淨貪鄙好色，不守清規，澹然好言相勸，反結怨懷恨，並以讒言說動武帝，欲加迫害。澹然得報，連夜潛出，歷盡艱辛，死裡逃生，重返東魏。在張家莊，澹然因除妖得到仙人所授三卷天書，從此定居研習，修真授徒，拯世濟民。這是前二十回以林澹然為中心人物的一條情節主線。後二十回，人物與情節都有變化，林澹然已退居幕後，他的三個門徒杜伏威、薛舉、張善相走到臺前，情節轉而敘述他們的家世以及成長、結義的過程，以濃筆重墨描述北齊時代，四海滔滔，他們竟聯絡各路英雄，高舉義旗，替天行道，劫富濟貧，攻城奪府，於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久受段韶招降，列士封王，鎮守西蜀。至隋末，復歸降李世民。唐初，澹然圓寂，杜、薛、張經仙人點化，大夢頓覺，遂棄位學道，雲遊方外。唐高祖各敕贈靈聖大禪師及普化真人、普利真人、普濟真人封號，一釋三真，均成正果。故事翻騰變化，條分縷析，至最後方豁然開朗，點明題意。

全書的整體構架是一個佛教故事，它先寫澹然的德行，意在強調佛家的精神修煉，其後專敘杜伏威諸人之事，也是藉以展示澹然的事業和高風。“跡種種異，道種種同”，故最後指迷說教，皈於佛道。這樣張揚佛教，是與南北朝時代南梁、北魏佛教的廣泛傳播和大力發展相適應的。南北朝時期又是儒、釋、道三教大論辯的年代，經過激烈的論爭，結果是互相汲取，在某些方面融合起來。所以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或為釋氏高人，或為釋氏門徒，他們都得到仙家的傳示，崇尚神仙符籙，並學了道家觀星望氣、補陽煉陰、驅神役鬼一套法術，儼然是一批道者。不寧唯是，在這些釋道高人的內心深處，又滿是綱常名教的思想，誅奸鋤妖、輔佐明主、留名青史的雄心，不得意時，也是高山流水、長嘯狂歌的志趣，全是儒家者流的行藏。可見，釋而道，道而儒，三教合流，三教互補，正是這部小說總體思想的主要特徵。這一特徵，反映了我國古代儒釋道三大思想體系演變的真實面貌。我國古代小說中，沒有哪一部作品如此鮮明地打上這種宗教思想密切交融的印記，這就為它在思想文化史和小說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這部小說積極的思想意義在於：它透過對梁、魏社會現實的描寫，表現了庸君媚臣禮佛參禪，造成了奸佞得勢，英雄斥逐，朝政廢弛，煙塵四起的惡果。以侯景之亂為結局，作品寫出了國家淪亡、生民塗炭的不幸，對梁武帝一心追求極樂世界，最終幽居宮禁、餓死臺城的下場作了辛辣的諷刺，並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干戈四境尚談經，國破家亡佛不靈”的歷史教訓。小說以鍾守淨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層僧侶貪財好色、傷風敗俗的醜行，暴露了他們口誦彌陀、心藏荊棘的陰險嘴臉，使人們看到被梁武帝定為國教的佛教教會勢力的黑暗面。作品還透過對蕭梁、東魏、北齊諸國社會矛盾的描寫，使人們看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害民的官府。盤剝百姓的豪紳。舉朝上下有牛進、周乾、桑皮筋、吳恢、蔣太守、湯思忠、甄雍一類貪官汙吏為非作歹、殘害無辜，才促發了薛志義、繆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處讚揚了他們的綠林高義，肯定了這些起義英雄剪戮豪強、濟困憐貧、替天行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繼承了古典小說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歷史在這裡只是現實的鏡子。作者的用意不是駐足過去，而是指向現實。我們很容易發現，小說的內容是相當明代化的。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豔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這種歷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禪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絡。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從這種現實性出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