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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透過各種手段，達到無本萬利的目的，投機取巧被看做是聰明。虧本的事情沒有人願意做。資訊化是一種按鈕式生活，有什麼需求，敲擊一下鍵盤，按一下按鈕，就解決了。高科技給人們帶來了享受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也帶來了荒誕，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結果是怎麼來的，我們已經拋棄了過程。可以說，在沒有實現工業化的情況下進行商業化和資訊化，就會扭曲社會，也會扭曲人的心理。

如果以商業化和資訊化的思維去考察，開工廠的都是傻瓜，中國不應該開這樣的“血汗工廠”，富士康這樣的工廠就是要取締。可是我們是否想過，如果沒有富士康這樣的工廠，中國還能製造什麼產品？中國的經濟競爭力從哪裡來？中國這麼多勞動力去哪裡就業？國有的電力、石油、金融等企業很好，福利也好，但那些農村來的孩子有幾個能擠進去？實際上，從工資、福利等方面講，富士康已經算是同行業國內最好的企業了。但它並不完美，我們也不能苛求它完美。我們的一些記者、學者們，在富士康已經成為業界巨人、年銷售收入接近萬億元的時候，還說富士康的代工沒有前途，就顯得無知而蠻橫了。我們的很多學者、記者，沒有經過工業化的薰陶和教育，就更不用說那些剛從農村出來的年輕人。當他們站到工業化巨人面前，走上流水線的時候，就不僅是困惑，可能是心理的衝撞，在尷尬之餘走向了絕望。但是，這僅僅是富士康之過嗎？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已經擴大為關於中國製造的一種論戰。

我們進行歸因評析的時候，應該首先從商業、企業的視角去觀察瞭解富士康是一傢什麼樣的企業，它過去為什麼會取得成功，然後才能教導它如何去轉型，也讓中國企業從中有所借鑑。這時候，我們突然發現，大陸媒體過去幾乎對這個企業巨人相當陌生，至今沒有一篇關於富士康的完整的企業、管理、財經方面的報道。這不也是媒體責任的缺失嗎？為此，我將個人多年來追蹤富士康的所得進一步整理，寫成此書，揭秘富士康成功之道，描述富士康模式，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富士康，而不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富士康，參與到當前關於中國製造業的論戰中。我是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財經作者，批評，不僅僅是針對企業和企業家的，對民粹的批判更需要勇氣。

第一章 富士康之城（1）

2006年5月，一名記者在富士康門外走了一圈，寫了一篇“血汗工廠”的報道。富士康開始為外人所關注。2010年5月26日，因發生第11起員工跳樓的事件，富士康龍華科技園區第一次向媒體開啟大門。200多名中外記者湧了進來，在這座城中之城，以驚詫的目光審視這個矗立在眼前的企業巨人。大家發現，除了“血汗工廠”和“跳樓事件”，國內媒體幾乎沒有一篇關於富士康企業和經營的完整報道。大家有些遲疑和茫然：　在全球擁有90萬員工的富士康到底是一家怎樣的企業？

龍在中華

驅車從深圳梅林關出關接梅觀高速，遠遠就看到一個大路牌：“富士康——華為”。

東邊是華為，西邊是富士康。中國最大最神秘的兩家制造和科技企業，就坐落在這條高速公路的兩旁。富士康很神秘，不對外開放。華為更神秘，雖然書店裡有不少關於華為的書，但沒有一本是經採訪後撰寫的。華為總裁任正非除了1988年在《深圳特區報》的一篇大型科技報道中留下30多字的採訪記錄外，至今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採訪。

有意思的是，富士康和華為都是1988年在深圳設廠創業，前者是臺灣的民營企業，後者是大陸的民營企業。

富士康總裁郭臺銘曾經當過兵，在距離大陸最近的金門服過役。華為總裁任正非也是軍人出身，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基本建設工程兵（以下簡稱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二支隊研究所做技術兵，後來隨基建工程兵集體轉業深圳，率7名員工創業。

富士康在深圳開設的工廠設在深圳西鄉崩山腳下，租了一棟五層樓的廠房，廠房周圍全是荒草，不具備供水供電設施，臺灣人給家裡打電話也只能過香港去打。

從廣東豐順招來150名員工後，郭臺銘站在荒草中給大家訓話：“這裡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工廠！”下面有人偷笑：“這個臺灣老闆真能吹。”此時的郭臺銘可能是有些心虛，他把自己的這家工廠取名為“海洋電子接外掛廠”。接外掛就是電腦聯結器，好比一般機器的螺絲釘。產品很微小，工廠很微小，滄海一粟，所以取名“海洋廠”。當時，到深圳投資的外資企業很多，其中不乏世界500強的身影。海洋廠實在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