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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損失。這也迫使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也使我們不能甘於做一個製造大國，同時也要做一個金融大國，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要在世界上擁有中國的金融話語權和定價權。”

應該說，這些分析是深刻而理性的。但是現實是多麼的殘酷，這些評論者能回答下面這些具體的問題嗎？第一，在當前的中國製造當中，富士康的業績是不是最出色的？中國大陸企業中誰可與富士康相比？

即使是媒體一再讚揚的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比亞迪）不也挖了富士康的人，學習模仿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只是它不聘用那麼多高薪臺灣員工，勞動力成本更低罷了。再者，年銷售收入300億元的比亞迪如何與年銷售收入近萬億元的企業巨人相比？

第二，即便代工沒有前途了，我們還是首先要承認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已經創造了奇蹟。而我們認為有前途的自主品牌似乎到現在還沒有創造前途的例證，我們能列舉出一家中國大陸自主品牌做得更好的企業嗎？“代工沒有前途，自主品牌有前途”的結論是如何論證出來的？

第三，代工模式、富士康模式實際上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模式，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存在很多弊端，但也有它的優勢，特別是在吸納就業方面特別適合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難道我們真的不需要富士康這類勞動密集型產業了嗎？我們有什麼產業能夠承接解決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金融業？房地產業？

引 子（7）

第四，新型產業怎樣建立？不是要透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而來嗎？我們有了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且做得很好，才有資格談論轉移和轉型，沒有轉什麼呢？這是中國經濟的迷茫，也是中國經濟的癥結。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專家、學者、企業家們，我們如何面對和解決以上這四個問題？

我們對製造業還很無知？

從媒體的報道來看，我們對富士康的瞭解還很不夠。媒體對富士康員工人數、銷售規模、生產產品、組織結構、公司架構等基本情況的報道錯誤很多，對富士康模式也瞭解不深，對“代工”的理解還停留在組裝層面。如此，在評論時就難免妄言妄語。富士康新聞負責人劉坤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曾說，中國製造是一分一分地賺錢，希望大家能對中國製造和富士康有些許的敬畏之心。這是肺腑之言。對富士康的過度撻伐和妖魔化，正說明中國社會的扭曲和不成熟。

中國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在進行現代化建設時，首先要實現工業化。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就實現了工業化，中國大陸這100多年來經歷了諸多波折，但還沒有實現工業化。臺灣是實現了工業化的地區，因此才產生了富士康這樣的世界級企業。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還沒有產生一家國際性公司，2009年開始，華為被認為是唯一的一家。沒有實現工業化的中國大陸企業還不知道怎麼做產品，怎麼樣做企業。這樣說，有不少人會反對，但你能解釋中國30年來沒有產生國際化大公司的原因嗎？工業化不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發展成熟的過程。經過了工業化，你會知道，做什麼事情都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不可能超越的。工業化還需要成本，有的時候投入可能還沒有回報，甚至要虧損，但你必須容忍，才能完成這個過程。任何回報都是需要代價的。而當今中國人急功近利，想不要過程就一夜暴富，也不想付出代價和成本，卻要得到最好的回報。

一位臺商在談及大陸年輕人的行為和心態時說：“年輕員工動不動就提出‘離職報告’，抗壓力能力普遍不足。”而員工的離職原因經常讓他看得哭笑不得，比如才工作三個月就想當部門主管，還有員工認為自己的很多“建設性意見”沒能被老闆採納，“很多年輕人事情還沒溝通完、解決完，就先嚷著要辭職”。從國家經濟層面來講，現在在資源領域獲取利益要輕鬆得多，而搞製造業太累，還賺不到錢。國內好多企業老闆就放棄了製造業，擠進房地產。而此時，地多人少的美國卻在限制炒房。美國徵收物業稅，房子越多，稅率越高。美國對第二套房交易徵收50％的交易所得稅，這樣做就是為了限制資本、資金和資源進入低端的房地產領域，讓這些資源進入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從而保持經濟的競爭力。

在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中國開始從製造業起步，走工業化之路。特別是農民從田野裡走進工廠打工，從農民變成產業工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遭遇到了商業化和資訊化的強烈衝擊。商業化講求利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