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3/4 頁)

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捨。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隻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真是繪聲繪色，刻骨銘心！

——她是給嚇跑的。

她不願意被越來越多的“清規戒律”所約束。

她也不想今後每件作品都要套上並不適合於她的“人民裝”。

她是一個很純粹的作家，對於寫作題材上的山窮水盡十分恐懼。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壞要來”……

就這樣，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沒向任何人告別。

當時張子靜已經回到上海，在浦東鄉下教書，一般很少回市區。8月份他回來了一趟，去卡爾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開了門，一見是他，就說：“你姊姊已經走了。”隨後便把門關上。

張子靜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樓，忍不住哭了起來。

柯靈對張愛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當時“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剛剛成立，夏衍自兼所長，委任柯靈為他的副手。夏衍對柯靈說，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

1949年之後，“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到後來作家若沒有“單位”，那是連作品也很難發表的。夏衍已經替張愛玲想到了這一層。

但柯靈還來不及把訊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張愛玲已去了香港。柯靈把訊息告訴給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

後來，夏衍又託人帶信給張愛玲的姑姑，請張愛玲在香港可給《大公報》、《文匯報》寫一點稿子，姑姑答覆說“無從通知”，因而也就作罷。

夏衍毫不掩飾對張愛玲的惜才之意，後來他調到文化部當了副部長，柯靈還曾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裡買了舊版的《傳奇》和《流言》，給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總要把張愛玲的書放在手邊為好。

這一年，張愛玲32歲，從此便離開故土，開始了無根的輾轉流離。

她此去，是明智，還是不幸？

正如張愛玲自己在《十八春》裡寫道：“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張愛玲留在大陸不走，結局可想而知。

幾十年後，也有人曾說：如果張愛玲不走，經歷一番磨難的話，或許可以“給生命加強一點受過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說，她離開上海後，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離開上海絕對是個錯誤。

這些見解很獨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氣息！

歷史不能假設，探究張愛玲不走會怎樣，似乎是無意義的，但我們不妨看一看蘇青後來的命運——

1949年底，蘇青加入了婦女團體“婦女生產促進會”，算是嘗試進入新的生活，但一時卻找不到工作，無法養家餬口。

這時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報》想請當年走紅的老作家寫稿撐門面，於是她便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沒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諷刺新社會”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有驚無險的羅湖橋頭（10）

這條路等於斷了。那些應得的稿費，她懷疑是被熟人侵吞，託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為討要，也無結果，以致生活越發困頓。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前去報名，但沒有被錄取，後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學習班畢業後，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都未獲成功。

後來，她又改編了郭沫若的《屈原》，於1954年5月首演，反響甚好。該劇在參加華東戲曲會演時，佳評如潮，演職員獲獎的甚多，可她這個編劇，卻因為“歷史問題”未能獲獎。後來，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三百多場，創下了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這是她在解放後最輝煌的一個時期。

其後，厄運突然降臨。她在改編歷史劇《司馬遷》時，曾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不料，在1955年胡風事件中，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公安機關在賈家抄家時，發現了蘇青的信，蘇青就此被打成胡風分子，被關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