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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過，可他還不得不交納沉重的賦稅，我們去的那天他還被拉去做義務工。另一個是竹山縣的孫家成，82歲，全國勞模，5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曾受毛主席的邀請柬去觀禮臺觀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當16年鄉黨委書記到80歲退休，國家幾次提高老幹部的工資待遇，可現在他連一分錢工資也沒有。他說他看不慣現在幹部腐敗的工作作風，多次去北京、武漢上訪，為老百姓請命，卻有好幾次被抓進派出所審問。

調查物件之四：乞丐、流浪者和先天性疾病者。

杜川村地處山區，走在路上隨處可見“大脖子”病患者，還有許多患小兒麻痺症的，各種殘疾病人縮在一團艱難地行走，有的在乞討。由於無法交談（大多口齒不清或方言太重，有的反應遲鈍），我們沒有很深入地與他們交流。去村衛生所瞭解到，由於山區缺碘，許多人患了大脖子病，國家實行食鹽加碘後就少了，但醫療衛生水平還是跟不上，小兒麻痺症得不到及時治療。

誰來保護農村的弱勢群體？我一直在思考。

農村為什麼這麼窮（3）

在徐雙家，我問徐雙他媽：“你怎麼不種些中藥材，絞股藍或黃姜等呢？”“我們哪能種哦！沒有錢，絞股藍一畝種子也要幾十塊，還要化肥，去年種了沒有施肥都死了；黃姜根本種不起，一畝田要上百塊……”“為什麼不貸款呢？”“他們哪會把錢貸給我，有錢的才貸得到。”從對其他村民的調查中我也發現同樣的問題：合作社的錢只貸給有錢的人，還要請客送禮。而這樣，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更可怕的是，貧窮家庭子女上不了學，他們只能世世代代重複著他們祖輩的命運。

走著山路上學

我們去之前的9月25日，《中國教育資訊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房縣下茅平小學譚榮傑老師的事情：譚老師對政府只發35％的工資不滿，帶領7位教師上訪，被公安人員活活打死。我們見到了譚老師的同事們。楊海德是譚老師的生前好友之一；他向我述說了教師的困難：“政府說財政困難，一直只發35％的工資，而且後來連35％都保證不了；現在也只發到了87％。小學教師每月300多元工資；可上有老下有小；教書之外還要種地；……”下茅平小學屬於當地的中心小學，條件還算不錯，可危房、桌椅板凳無錢修的現象非常嚴重，政府不撥款又不能向村民集資，教師生活自然困難，有時只有透過亂收點錢來改善。後來我們去了杜川村瞭解情況，該村小學共3個年級3個班，一個老師，四年級就要去橋上鄉住讀。由於是國慶節，我們沒有見到學生，周老師與我們聊了起來。她一家3口人，夫妻倆都是教師，由於譚老師的事，她的工資增加了，還算滿意，只是一人教所有的科目比較忙。

我向她問了失學兒童的事。現在學生生源越來越少，她建議政府應該合併小學，可山區學生走那麼遠山路上學又是一個問題。她告訴我們，曾經也有武漢市夏令營的學生來搞過結對幫困活動，政府也有一些減免政策（她說她也為一些學生墊交了幾百塊的學費，到現在也沒還），可還是有失學的。一方面是家長的原因，有的家長雖然得到了幫困資金可仍不讓子女上學，他們認為上學沒有什麼用，還不如打工或者留在身邊幫忙幹農活（我並不贊同她這樣的觀點，至少在我調查的失學兒童中都是想上學的，只是沒有錢）；另外是孩子自己的原因，他們自己學習不努力，成績不行，而失學後也只是整天遊蕩不去想法子，如挖一些草藥，雖然掙錢很少，但如果堅持一個暑假，還是可以解決一部分學費的。

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

農村的希望在哪裡？這是調查中我一直思考的問題。維權英雄張先忠既懂國家法律政策又懂農業科技，帶領農民學習法律政策，維護農民的權利，創辦中藥公司，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三岔村的張興帶領全體村民實行民主自治，創造了農村幹群關係的新氣象。這些都是農民的精英，懂政策、懂法律又能正直地站起來為農民說話，我們渴望這些人多一些。但我們不能把希望全部寄託於這些人身上，我們希望的是全體農民的覺醒，農民能夠真正意識到自己應有的權利並站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的法治。法律是最高準則，像姚老師所說：“可怕的不是文盲而是法盲。”

這也使我又思考到一個問題：我們下鄉到底是去做什麼？短暫的幾天既沒能夠給農民物質上的幫助，也沒有像他們所想像的處理冤假錯案，但我想我們去的作用遠大於這些。失學兒童袁武波，這是我記憶最深刻的一個，我們在大路上把他拉回家，面對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