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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範的早有當編委會主要成員之意，但鑑於他做的主要是編輯工作，編委會和主編從未同意。後來，範等人就提出了一個署名方案，其中，要範當常務副主編。還說這個方案是按我們的意見力爭來的。署名權天經地義，向誰力爭！他們的提名，均未獲我們任何形式的有效認可。

“一個多月後，編委會成員到北京，多次要求與範編輯等協商他們所提的名單，均遭拒絕。他要我們交出名單，怎麼署別管。並以不聽他們安排，便不署作者名、只署學校名相要挾。我們只得將‘編委會學科主編、撰稿人和審稿人名單’交給範等。這期間十餘日，他們一直拒絕協商。範的哥們兒說：‘現在署名的主動權在我們手裡。’範說：‘我怕你們？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

“此後，範又多次拒絕編委會成員看校樣上的署名和前言。安徽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曾打長途電話到北京，要求尊重作者權益。範接電話說，署名方案是出版社和書店的意見。後來，範等還打長途電話到合肥，對編委會成員說：範不當主編，這本書就出不了！

“編委會成員再次赴京找到範。範邊看電視邊說：‘這本書沒法出了，停了。咱們該了結後事了。’然後便悄悄離開招待所。我們找到範的姐姐家，範避而不見。後來多次打電話，終於找到了範。他說：‘我看你們要學會妥協。’

“出版社有人替範說話，說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應當當主編。‘你們學校的公函和電報，我們不睬。我們跟安徽大學沒有關係。署名就是這樣。你們如果不滿足，就去告我們出版社吧！’

“就這樣，《中國百科大辭典》出版了，嚴重侵權成了既成事實。一個不該當編審委員會主委的人當了主委，範成了第二主編，並加上了這樣一些名單：副主編一人、常務編委八人、編委二十五人、撰稿審稿人九十一人。前言也是在編委會根本未見的情況下，落上了‘編委會’之款……”

編委會並不否認範在此書出版過程中的勞動，但認為他只是許多編輯中的一個，勞動量畢竟有限。他的署名應是責任編輯，而不應當是主編。

編委會還反映了這樣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範編輯多次要編委會和主編給他個人委託書，但未能如願。他揹著作者，以這部書稿的主人的身份同兩個書店簽訂了協議。他一會兒代表出版社，一會兒代表研究所，一會兒代表編輯部，一會兒代表書店，一會兒代表作者。實際上，他一個也代表不了，只代表他自己。

此書印刷期間，編委會的同志為了看校樣上的署名，曾問範究竟是在哪家廠子印刷的。範為使強行署名的目的得逞，謊稱在新華印刷廠，編委會的同志趕到那裡，卻撲了一個空。這一切得逞之後，範給一位副主編寫信說：“書已出了，跟我們打官司，最後也是不了了之，吃虧的還是作者。”

在翻閱了這樁侵權案的有關材料之後，我們有理由判斷：它的背後有一個很複雜的背景，有一團十分複雜的涉及多方面的關係。為了清晰起見，勾畫的這段侵權經過，其實只是案子所反映的表面現象。深裹在其中的各種人物的動機、手段、利益，是根本說不清的。

儘管申訴信寫得慷慨激昂，儘管加蓋著紅色的校章，但事情最終可能真的“不了了之”。難怪有些作者說：這下只有自認倒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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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作品的主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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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葛翠琳精心培育出了她的《　野葡萄》　。這篇作品於1979　年榮獲全國兒童文學獎。

葡萄熟了，就有人隨意採摘。好象這葡萄不是葛翠琳自己辛辛苦苦在家裡培育的，而是滿山遍野的野葡萄可以“大家拿”。

那天，她陪同瑞士作家代表團到北京友誼商店參觀，外國朋友在商店的售書專櫃前停住腳步，從書架上拿下一本名叫《白鵝女》　的畫冊。這位外國朋友翻了翻畫冊，突然發現了什麼，回頭問：“葛，這不是你的嗎？”

葛翠琳一下子楞了。

她沒有出版過這樣的畫冊呀。她沒有寫過名叫《白鵝女》　的作品。而且，這畫冊上並沒有她的名字。

但再翻一翻，她就發現，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