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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到現在，在六十多年的漫長的時期內，時移世遷，滄海桑田，各方面都有了天翻地覆的鉅變。我在國外呆了將近十一年，回國後，在北京呆了也有五十多年了。中國已非復昔日之中國，上海亦非復昔日之上海。當年的畫報早已銷聲匿跡，郎靜山這個名字也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原以為他早已成為古人——不，我連“以為”也沒有“以為”，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郎靜山。對我來說，他早已成為博物館中的人物，早已不存在了。

然而，正像《天方夜譚》中那個漁父從海中撈出來了一個瓶子那樣，瓶口一開啟，裡面驀地鑽出來了一個神怪。我現在見到的不是一個神怪，而是一個活人：郎靜山驀地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這一位一百零四歲的老人：他慈眉善目，面色紅潤；頭髮花白，沒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穩健；沒有助聽器，說明他耳聰；雙目炯炯有神，說明他目明。有一個女士陪著他——是他的曾孫女吧——，他起坐走路，極其麻利，她好像成了沈有鼎教授的雙柺，總是被提著走，不是教授拄它，而是它拄教授。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他的衣著，他仍然穿著長衫。那天晚上穿的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什麼料子的，黑色上面閃著小小的金星。在解放前，長衫是流行的，它幾乎成了知識分子的象徵，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就是代表他的身份的長衫。我看了長衫，心中大感欣慰。我身上這一套中山裝，久為風華正茂的青年男女們所諷刺。我表面上置若罔聞，由於某種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點嘀咕。中山裝同長衫比起來，還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進博物館的話，它還要排在長衫的後面。然而久已絕跡於大陸的長衫，不意竟在曼谷見到。我身上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並不那麼陳腐落後了。這一種意外的簡直像天外飛來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第二次同郎靜山先生見面是在第二天華僑崇聖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因為國王御駕蒞臨，所以儀式特別莊嚴隆重。從下午兩點鐘起，校園裡就擠滿了市民和軍警。成千的小學生坐在綠草地上。能容千人的大禮堂也坐滿了泰外紳士和淑女，駐泰外交使節全部被邀觀禮。當然是由於年紀大，我同郎靜山先生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他坐的位子是第一號，我是第二號。我們倆緊挨著，坐在那裡，從兩點一直坐到四點半。要想談話，是有充分的時間的，然而卻無從談起。我們來自兩個世界，出自兩個世紀。在一般情況下，我本來已經有資格來倚老賣老了。然而在郎老面前，他大我二十一歲，是我的父輩，我怎麼還敢倚敢賣呢？他坐在那裡，精神矍鑠，卻是一言不發。我感到尷尬，想搭訕著說兩句話，然而又沒有詞兒。“今天天氣哈哈哈”，這裡完全用不上。沒有法子，只好呆坐在那裡。幸虧陳貞煜博士給我介紹了德國駐泰國大使，用茄門話寒暄了一番。他又介紹了印度駐泰國大使，用英文聊了一陣。兩位大使歸座以後，我仍然枯坐在那裡。郎老今天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仍然是長衫。他神清氣爽，陪我——或者我陪他呆坐那裡。最後，我們倆被請到了一座大廳門口，排隊站在那裡，等候鄭午樓博士把我們倆介紹給國王陛下。此時，陪他的那一位女士早已不見。郎老一個人，沒有手杖，沒有人攙扶，直挺挺地站在那裡，恭候聖駕。站的時間並不太短。只見他安然，怡然，泰然，坦然，沒有一點疲倦的神色。

我最後一次見到郎靜山先生，是在鄭午樓博士創辦的國際貿易中心中。這裡同時舉辦了四五個展覽會。我到每一個展覽廳都瀏覽了一遍，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文物展覽廳中的中國古代繪畫和瓷器中，都有精品，在中國國內也是拔尖的。我最後到了攝影展覽廳，規模不大，但極精彩。有幾幅作品十分突出，看了讓人驚心動魄。我對這些攝影藝術家著實羨慕了一番。旁邊站著一位香港的攝影家，我對他表白了我的讚歎的心情。我在這裡又遇到了郎老。他來這裡是必然的。一個老一代蜚聲海內外的攝影大家，焉能不到攝影展覽廳裡來呢？郎老年輕的時候，還沒有彩色攝影，郎老的傑作都是黑白的。這次他帶來了自己當年的傑作“百鶴圖”的翻印本，令我回憶起當年欣賞這一幅傑作的情景。應該感謝老人的細心安排。

他一個人孑然站在那裡，沒有手杖，沒有人陪伴，臉上的神情仍然是安然，怡然，泰然，坦然，彷彿是遺世而獨立。這一次，我們除了打個招呼以外，更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我默默地站了一會，就同他告別。從此再沒有在曼谷見到他。

杜甫的詩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們現在是：“今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像在曼谷這一次會面這樣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