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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我們不是糞土當年萬戶侯，而是揮斥當代文學家。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幾個人在這裡碰頭，議論此書。當時意見截然分成兩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大家爭吵了個不亦樂乎。我們這種侃大山，一向沒有結論，也不需要有結論。各自把自己的話儘量誇大其詞地說完，然後再談別的問題，覺得其樂無窮。今天我一個人來到這間大廳裡，睹物思人，又不禁有點傷感了。

在這期間，我有的是空閒。我曾拜見了幾位老師。首先是馮友蘭先生，據說同德國方面簽訂合同，就是由於他的斡旋。其次是蔣廷黻先生，據說他在簽訂合同中也出了力。他懇切勸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國家，在那裡一定要謹言慎行，免得惹起麻煩。我感謝師長的叮囑。我也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同他第一次見面，不幸的是，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等到十一年後我回國時，他早已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他是一位我異常景仰的詩人和學者。當時談話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但是他的形象卻永遠留在我心中。

有一個晚上，吃過晚飯，孤身無聊，信步走出工字廳，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所描寫的荷塘邊上去散步。於時新月當空，萬籟無聲。明月倒影荷塘中，比天上那一個似乎更加圓明皎潔。在月光下，荷葉和荷花都失去了色彩，變成了灰濛濛的一個顏色。但是縷縷荷香直逼鼻管，使我彷彿能看到翠綠的荷葉和紅豔的荷花。荷葉叢中閃熠著點點的火花，是早出的螢火蟲。小小的火點動盪不定，忽隱忽現，彷彿要同天上和水中的那個大火點，爭光比輝。此時，宇宙間彷彿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前面的鵬程萬里，異鄉漂泊；後面的親老子幼的家庭，都離開我遠遠的，遠遠的，陷入一層薄霧中，望之如蓬萊仙山了。

但是，我到北平來是想辦事兒的，不是來做夢的。當時的北平沒有外國領館，辦理出國護照的簽證，必須到天津去。於是我同喬冠華就聯袂乘火車赴天津，到俄、德兩個領館去請求籤證。手續決沒有現在這樣複雜，領館的俄、德籍的工作人員，只簡簡單單地問了幾句話，含笑握手，並祝我們一路順風。我們的出國手續就全部辦完，只等出發了。

回到北平以後，幾個朋友在北海公園為我餞行，記得有林庚、李長之、王錦弟、張露薇等。我們租了兩隻小船，盪舟於荷花叢中。接天蓮葉，映日荷花，在太陽的照射下，紅是紅，綠是綠，各極其妙。同那天清華園的荷塘月色，完全不同了。我們每個人都興高采烈，臧否人物，指點時政，意氣風發，所向無前，“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真彷彿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玩了整整一天，盡歡而散。

千里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終於到了應該啟程的日子。八月三十一日，朋友們把我們送到火車站，就是現在的前門老車站。當然又有一番祝福，一番叮囑。在登上火車的一剎那，我腦海裡忽然浮現出一句舊詩：“萬里投荒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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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車上

當年想從中國到歐洲去，飛機沒有，海路太遙遠又麻煩，最簡便的路程就是蘇聯西伯利亞大鐵路。其中一段透過中國東三省。這幾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但是有麻煩，有困難，有疑問，有危險。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東三省建立了所謂“滿洲國”，這裡有危險。過了“滿洲國”，就是蘇聯，這裡有疑問。我們一心想出國，必須面對這些危險和疑問，義無反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們彷彿成了那樣的英雄了。

車到了山海關，要進入“滿洲國”了。車停了下來，我們都下車辦理入“國”的手續。無非是填幾張表格，這對我們並無困難。但是每人必須交手續費三塊大洋。這三塊大洋是一個人半月的飯費，我們真有點捨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須繳納，這個“買路錢”是省不得的。我們萬般無奈，掏出三塊大洋，遞了上去，臉上儘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滿的表情，說話更是特別小心謹慎，前去是一個佈滿了荊棘的火坑，這一點我們比誰都清楚。

幸而沒有出麻煩，我們順利過了“關”，又登上車。我們意識到自己所在的是一個什麼地方，個個謹慎小心，說話細聲細氣。到了夜裡，我們沒有注意，有一個年輕人進入我們每四個人一間的車廂，穿著長筒馬靴，英俊精神，給人一個頗為善良的印象，年紀約摸二十五六歲，比我們略大一點。他向我們點頭微笑，我們也報以微笑，以示友好。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鋪上。我們並沒有對他有特別的警惕，覺得他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旅客而已。

我們睡下以後，車廂裡寂靜下來，只聽到火車賓士的聲音。車外是滿洲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