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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都是瑞士國語。但是，我們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親自用德文講話。如果講得好，講得得體，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沒有準備好的講稿，德語又蹩腳。這樣必然會出洋相的。特別是他在講話中總是說“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為驚愕。中國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恍然頓悟：我們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國講話時一時想不起要講什麼話只好連聲說：“這個，這個，這個……”翻譯成了德文。這樣的頓悟，西方人士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的。中國人有福了。

我還聽人說，在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上，有一位使館裡的什麼官員，同我們一樣，鼻樑兒不高，卻偏喜歡學西方高鼻樑兒人士，戴卡鼻單面眼鏡，大概認為這樣才有風度。無奈上帝給中國人創造了低鼻樑兒，卡鼻眼鏡很難卡得住。於是這一位外交官只好皺起眉頭，才能勉強把眼鏡保留在鼻樑兒上。稍一疏忽，臉上一想露笑容，眼鏡立即從鼻樑兒上滑落。就這樣，整個晚上，這一位自命有風度的外交官，皺著眉頭，進退應對於穿筆挺的燕尾服的男士們和渾身珠光寶氣的女士們之間。真是難為了他！無獨有偶，在同一個招待會上，我們的武官，大概是什麼少將之類，把自己得到的一枚勳章別在軍服的胸前，以顯示威風。但是，這一枚小小的勳章偏不聽話，偏要搗蛋，總把背面翻轉向前。這當然會減少威風的分量，是我們的武官決不能允許的。於是，整個晚上，他就老注意這枚勳章，它一露出背面，他總要把它翻轉過來。我個人沒有這個眼福，我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幕精彩的表演。你試閉眼想上一想：在一個莊嚴隆重的外交招待會上，作為主人的官員和武官，一個緊皺眉頭，一個不停地翻轉勳章，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景象，你能不啞然失笑嗎？

其餘的傳言還很多，我不再講述了。

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就是這樣一個使館。我真是大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最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獲得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對付南京派出來的外交官，硬比軟更有效果。我們交涉從瑞士到法國去的用費和交通工具時，我們就應用了這個經驗，而且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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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瑞士到法國馬賽

我們要求使館：我們人乘坐火車，而我們的行李則用載重汽車從瑞士運到法國馬賽。我們的條件一一實現。但是，我們的行李並不太多，裝上載重幾十噸重的大汽車，連一層都沒有擺滿，從遠處看，幾乎看不到上面有行李。空蕩蕩的，滑稽可笑。

然而我們卻管不了那樣多。行李一裝上車，我們就逍遙自在，乘火車到日內瓦玩了幾天，然後又上火車，駛向法國。時間是　1946年2月2日，在過境的時候，海關檢查頗嚴，因為當時從瑞士偷運手錶到法國去，是極為賺錢的勾當。我們隨身攜帶的幾隻箱子，如果一一開啟，慢慢騰騰地檢查，則“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連火車恐怕都要耽誤了。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在緊張忙亂中，糊里糊塗地從口袋裡摸出了一個瑞士法郎硬幣，只是一個法郎，不值幾個錢。我正大吃一驚地等待檢查員發火的時候，然而卻出現了奇蹟，那個檢查員把那個瑞士法郎放入自己的口袋，在我們所有的箱子上用粉筆畫了一些“鬼畫符”，我們就透過了。

我是第一次到法國來，當然是耳目為之一新。到了終點站馬賽，我更注意到，這裡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法國這個國家種族歧視比英美要輕得多。我在德國十年，沒看見過一個德國婦女同一個黑人挽著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統治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沒有見過。現在來到馬賽，到處可以看到一對對的黑白夫婦，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達。我的精神一恍惚，滿街都是梨花與黑炭的影像，黑白極其分明，我真是大開眼界了。法國人則是“司空見慣渾無事”，怡然自得。

我在這裡生平第一次見海。我常嘲笑自己：一個生在山東半島上、留洋十年而沒有見過海的人，我恐怕是獨一份兒了。現在我終於洗刷掉這個嘲笑，心裡異常興奮。而大海那種波濤洶湧、混茫無際的形象，確使我振奮不已。“乾坤日夜浮”是杜甫描寫洞庭湖的詩句。這位大詩人大概也沒有見過海，否則他會把這樣雄渾的詩句保留給大海的。

我們拿著美軍在德國哥廷根開給我們的證明檔案，到此地管理因戰爭而拋鄉離井的人們的辦事處去交涉。他們立刻給我們安排了住處，是一個大倉庫，雖簡陋但潔淨，飯食也還可以。最讓我們高興的是，管理人員全是德國戰俘，在說話方面再也不會發生　Demain　deux　jours那樣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