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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鄰座有一位講德語的中年男子，我連他的姓名、國籍都沒有來得及詢問，便熱烈地交談起來，三言兩語，彷彿就成了朋友。不知怎麼一來，我就講到了弗裡堡的沙利愛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這一下子彷彿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腳雞眼，他立刻興奮起來，自稱是新教徒，對天主教破口大罵，簡直是聲震車頂。我什麼教都不信，對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個局外人。我無從發表意見。他見我並不反對，於是更為興奮。火車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之後，終於在弗裡堡站停了車。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裡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車，走到一個旅館裡，硬是要請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難卻，陪他喝了幾杯，已經頗有醉意，腦袋裡糊里糊塗地不知怎樣回到了房間，納頭便睡。醒了一睜眼，“紅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彷彿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消逝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回到了聖？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間的經歷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難道我是做了一個夢嗎？

同使館的鬥爭

南京政府在瑞士設有公使館。當時最高階的駐外代表機構好像就是公使館。因為瑞士地處歐洲中心地帶，又沒有被捲入世界大戰，所以這裡的公使館儼然就成了歐洲的外交代表。南京政府爭取留學生回國，也就以瑞士作為集中地點。他們派來此地的外交人員級別也似乎特別高。駐瑞士使館的武官曾一度是蔣介石手下的所謂“十三太保”之一，後來成為臺灣海軍總司令的顯要人物。

我們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這個公使館。

我們於10月9日到了瑞士，當晚就坐火車趕到弗裡堡。第二天又回到伯爾尼，晚上參加了使館舉行的所謂慶祝*的宴會，到的留學生相當多，濟濟一堂，來自歐洲的許多國家，大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勢。我在飢餓地獄裡已經呆了不少年頭，乍吃這樣精美的中國飯菜，準備狼吞虎嚥，大大地幹它一場。然而德國醫生告訴過我，人們餓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會失掉飽的感覺。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有不少人這樣撐死的。我記住了這些話，隨時警惕，不敢暢所欲吃，然而已經解饞不少了。

從這以後，我住在弗裡堡，不常到使館裡去。但是逐漸從老留學生嘴裡知道了使館內部的一些情況。內部人員之間有矛盾，在國民黨內部派系複雜的情況下，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使館又與留學生有矛盾。詳情不得而知，只聽說有一次一些留學生到使館裡去鬧，可能主要也是由於經濟問題。大概鬧得異常厲害，連電話線都剪斷了。使館裡一位秘書之類的官員，從樓上拿著手槍往下跑，連瑞士警察也被召喚來了。由於國際慣例，中國使館是屬於中國的，瑞士人不能隨便進去。因此請來的警察只能呆在館外作壁上觀，好像中國舊小說裡常講到的情況。這場搏鬥勝敗如何，我沒有興趣去仔細打聽。但是卻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我們於必要時何不也來仿效一下呢？

這樣的時機果然來了，起因也是經濟問題。使館裡有一位參贊原是留德學生，對我們剛從德國來的幾位學生特別表示好感。他大概同公使有點矛盾，唯恐天下不亂，總想看公使的笑話。有一天他偷偷告訴我們，南京政府又匯來了幾十萬美元，專用作救濟留歐學生之用，慫恿我們趕快去要錢。我們年少氣盛，而且美元也決不會扎手，於是就到使館去了。最初我們還是非常有禮貌的，講話措詞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談到了我們去的主要目的：要錢。那位公使臉上就露出了許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詞。我在1945年11月17日的日記上寫了我對他的印象：“這位公使是琉璃蛋，不成問題，恐怕已經長出腿來了。虎文說他說話不用大腦。我說他難得糊塗。”這應該說不是好印象。他一支吾，我們就來了火氣。我們直接了當地告訴他，國內已經匯來了美元，這一點我們完全知道，瞞也瞞不住。此時，他臉上勃然變色，似乎有點出汗的樣子，他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斜著眼睛向裡面瞧。我猜想，抽屜裡不是藏的美鈔，就是藏的賬本。不管他瞧的是什麼，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後，他答應給我們美元。但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要告訴別的留學生，不要張揚。我們點頭稱是，拿了美鈔，一走出使館，我們逢人便說。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當時沒有仔細分析。說是唯恐天下不亂吧，有點過分。恐怕只是想搞一點小小的惡作劇，不讓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在瑞士期間，我聽了很多使館的故事或者傳說。有人告訴我，在一個瑞士人舉辦的什麼會上，中國公使被邀參加並且講話。按外交慣例，他應該用中文發言，讓譯員翻譯成德語或者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