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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似的。我還進行了一番適當的“陳述”，以多少滿足一下他那顆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這樣我就大體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從實回答。我嘛，自然會酌情從寬處理的。”

“謝謝。還請您多多關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這是一種對自己毫無益處的賣力表演。

天色已經亮了。我被署長叫了過去。這一次是正式審訊。

就在開啟門走進署長室的當口，署長便發話了：

“哦，真是個好男兒啊。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親，生下了你這樣一個好男兒。”

這是一個面板微黑、像是從大學畢業的年輕署長。聽他突如其來地這樣一說，我不禁萌發了一種悲哀的感覺，就像自己是一個半邊臉上長滿了紅斑的、醜陋的殘疾人一樣。

這個署長的模樣就像是一個柔道選手或者劍道選手，他的審訊方式也顯得幹練而爽快，與那個老警察在深夜所進行的隱秘而執拗的好色審訊相比，真可謂天壤之別。審訊結束後，署長一邊整理送往檢察局的檔案，一邊說道：

“你得好好愛惜身體吶。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見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紅色的霰子一般沾滿了血。但那並不是從喉嚨裡咯出來的血，而是昨天夜裡在我摳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時流出來的血。我突然意識到，不挑明其間的真相或許對我更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頭，機敏地回答道：

《人間失格》手記之二（13）

“是的。”

署長寫完檔案後說道：

“至於是否起訴，得由檢察官來決定。不過，還是得用電報或電話通知你的擔保人，讓他到橫濱檢察局來一趟。總該有一個吧，諸如你的擔保人或監護人之類的。”

我突然想起，一個曾經經常出入於父親的別墅、名叫澀田的書畫古董商是我學校的擔保人。這個叫澀田的人，和我們是同鄉，常常拍我父親的馬屁，是一個長得又矮又胖、年屆四十的獨身男人。他的臉，特別是眼睛，與比目魚十分相似，所以父親總是叫他“比目魚”，而我也跟著那麼叫慣了。

我藉助警察的電話簿，查到了“比目魚”家的電話號碼。我撥通了電話，請他到橫濱檢察局來一趟。沒想到“比目魚”就像是變了個人似的，說起話來竟然裝腔作勢的，但還是答應了下來。

“喂，那個電話話筒還是消一下毒為好。沒看見他吐血了嗎？”

當我回到特別看守室坐下之後，聽見署長正用大嗓門吩咐警察給電話話筒消毒。

午飯以後，我被他們用細麻繩綁住胳膊，與一個年輕警察一起乘坐電車向橫濱出發了。儘管它們准許我用斗篷遮住捆綁的痕跡，但麻繩的一端卻被年輕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過，我並沒有絲毫的不安，倒是對警察署的特別看守室和那個老警察依依不捨。嗚呼，我怎麼會淪落到這步田地呢？被作為犯人捆綁起來，竟然反而使我如釋重負，萬般愜意。即使此刻當我追憶當時的情形時，我也不由自主地變得心曠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時期所有令人懷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慘的失敗記錄，它令我不勝汗顏，終生難忘。我在檢察局一個陰暗的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簡單的審訊。檢察官年紀有四十歲左右，看起來像是一個性情溫和、不乏氣度的人（倘若說我長得漂亮的話，那也無疑是一種邪惡淫蕩的漂亮，但這個檢察官的臉上卻縈繞著一種聰慧而且寧靜的氛圍，使你不得不承認那才是一種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徹底放鬆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敘述著。突然我又咳嗽了起來。我從袖口掏出手巾，驀地瞥見了那些血跡。頓時我湧起了一個淺薄的念頭，以為或許我能夠把這咳嗽作為一種籌碼來進行討價還價。“咯，咯，”我誇張地大聲假咳了兩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順勢悄悄乜斜了檢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嗎？”

他的微笑是那麼寧靜。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現在我回想起來，依舊會緊張得手足無措。中學時代，當那個傻瓜竹一說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戲時，我就像被一腳踢進了地獄裡一樣。可如果說我這一次的羞愧遠遠超過了那一次，也絕沒有言過其實。那件事和這件事，是我整個生涯中演技慘敗的兩大紀錄，我有時甚至想：與其遭受檢察官那寧靜的侮辱，還不如被判處十年的徒刑。

我被予以緩期起訴，但我卻高興不起來。心中滿是悲涼地坐在檢察局休息室的長凳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