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1/4 頁)

李宗仁話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後的歲月裡，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嘆一番：“縱觀上下幾十年，縱橫五大洲，歷史上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權能夠這樣？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儲存周恩來到機場歡迎李宗仁歸來下來，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總統也萬里來歸。這隻有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新中國才能做到！”

和溥儀一樣關押在監獄裡的戰犯們是怎樣獲得新生的呢？

周恩來又花費了怎樣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撫順、北京等地，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1950年春天，周恩來召集公安部長羅瑞卿和司法部長史良前來中南海，說有要事相商。到他倆坐定，周恩來告訴他們，今年2月間，他隨毛澤東主席訪蘇期間，與蘇聯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那條文早已公佈了。在會談中間，中蘇雙方還商定，被蘇方俘獲的日本戰犯、偽滿戰犯，繼續押在蘇聯已經不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已成立，理應把這些傢伙交給中國作為主權國去按照自己的法律進行處理。毛主席考慮得很周密，決定這件事不對外公開，以防移交期間發生種種不測。

羅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個直率、性格活躍的人，他希望能將這些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戰爭罪犯，予以審判，量刑處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國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來，彷彿透視了興奮的羅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內心語言，特為鄭重其事地宣佈了政策：

“我們把這一批戰犯罪犯接收關押起來，進行改造，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理由是：“民族之恨、階級之仇，是不該忘的。可是今天，形勢不同了。別說殺掉一個，一百個也容易得很嘛。我們還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變成朋友。這對我們國家、民族會有長遠的意義。我完全有信心，我們能把他們改造好。”

功德林陽光（2）

周恩來又從《共產黨宣言》最後那句話講起，說，共產黨人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自然包括這些戰犯。我們的*政策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有利於民族和人民，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舊中國的西太后、袁世凱以及蔣介石都不能容人，因為他們都是封建統治者，他們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所以不會“大公無私”，胸懷寬闊，高瞻遠矚。

兩位部長注意到，周恩來對“一個不殺”沒有明確，總理是用了“將來”二字，因為時機尚未成熟。

轉眼到了1956年年初。這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的一個工作報告中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當天，周恩來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的意見》上批示：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是中央準備特赦戰犯的重要資訊。

3月中旬，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的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具體說明了這一決策的意義。周恩來說完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後，把話題轉到國內戰犯：

“對於國內戰犯的處理，也可以有兩種設想，一種是判刑，甚至判死刑，當然也要按其罪行來判，這是他們罪有應得，是合理的。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我們若設想一下，大陸上的戰爭結束已經6年到7年了，國內人民過上了和平的生活，戰犯的罪行已經成為過去，又經過6年到7年監獄生活的改造，他們也已經起了變化，這時就可以考慮到底是不是要殺他們。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對臺灣產生消極影響，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總是要殺的，增加了恐慌，這不符合我們的政策。”

關於戰犯，人們的心理承受是複雜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國民黨軍隊塗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館”、“渣滓洞”等處瀰漫的血腥，真是十惡不赦，殺了也不解氣；可是，這些高階戰犯，高高在上，並沒直接欠下血債。可是又有人會問：沒有上面的命令，具體執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於是出現了兩種意見：有人主張立即全部釋放；另有人主張逐步釋放。周恩來贊同後一種意見：“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簡便，但工作不完滿，收穫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後就沒有下文可做了。我們要影響臺灣，還是一步一步地來做好。所以照羅瑞卿部長提出的辦法，先放小數的試一試，看看效果。”

周恩來想到仍活在臺灣窮途末路的蔣介石，不免有些諷刺意味：“在押的國內戰犯總數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臺灣，臺灣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