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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推卸責任，還是為了隱瞞什麼？

“不像是魚雷。”他的腦海裡已經有了這個初步判斷。當然，他也知道自己這種見解一旦提出，會使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這些船員到達北京之後，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了船長和三副、三管輪以上的船員，瞭解情況，周恩來按他一貫的作風，問得很細。

船員們回憶說，他們聽到“通”的一聲，說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敵人的“攻擊”，發生爆炸。又有人說看到黑影，“肯定是潛艇，發射魚雷後就逃走了”。船長表示懷疑：只聽“通”的一聲，哪像魚雷爆炸，是不是觸礁？但是，多數人都認為是與敵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敵當前，忙亂一團。萬噸輪倒是不緊不慢地下沉，可船員們當時都束手無策……要知道，當時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盛行的年代，為了這次“政治”任務，換了船長，因為原船長是解放初期參加著名的香港海員起義從海外回國的，在反右期間說了幾句過激的話，而記錄在案，在這次遠航之前把他調離了。而原在遠航船上的56名船員中，個個都像過篩子似的篩了又篩，查了又查，除本人歷史、表現、家庭出身，父親、母親、祖父、祖母，甚至連表叔、表弟、外甥、孃舅這些關係都查了。有22名船員“不符航運條件”而被調離。調進來的人有的從未跑過遠洋，好多人都本行業業務很生疏。拿二副來說吧，這是個獨當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來的二副不僅沒跑過遠洋，而且已離船三四年，他業務生疏，對雷達、臺卡這些重要的導航儀器都不熟悉。

周總理問二副：“那個黑影是什麼形狀？”

二副搖了搖頭，表示不清楚。

周恩來又把目光轉向船長：“你實事求是地談談你的看法。”

船長說：“我從海軍劉副參謀長那裡證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到過爆炸聲很小但威力極大的水雷或飄雷，所以我認為躍進號沉沒很可能是觸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長的說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駛在的航線上，出事前15分鐘測定船位，距離前面的礁岩還有9�8海里。

周總理又問：“你們是怎麼定位的呢？”

大副支援船長的看法，他說：“當時沒有岸標，加上天氣不好，只能根據計程儀上得到的距離，再根據電羅經定位，在航海上這隻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氣始終不好，無法進行天文定位。”大副還說，“船上的儀器裝置質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適合遠洋航行的要求，這各種各樣的誤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離規定的航線。”

周恩來沒有做結論，他建議再進一步調查，此事要請海軍幫忙。

“躍進”號巨輪沉沒之謎（4）

改由陶勇當指揮

一開始，海軍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責成東海艦隊與交通部門協商，迅速組織調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編隊，並指定由東海艦隊常務副司令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負責。當時周仁杰正在北京開會，海軍周希漢副司令把他找去，將周總理的指示和海軍的決定告訴了他，要他立即去總參謀部參加楊成武副總長召集的部署調查“躍進”號沉沒原因的會議。

從楊副總長那裡接受任務後，海軍立即派專機把周仁杰送回上海。週迴到艦隊，立即向陶勇等人傳達了上級指示，在吳淞碼頭設立了指揮所，要求準備出海的各分隊於5月5日12時以前做好出航和戰鬥準備，待命行動。

1963年6月4日，陶勇（右）調查“躍進”號事件遠航歸來，海軍政委蘇振華前往迎接。5月上旬，上海依舊是暮春的清涼天氣，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一派繁忙景象，各種人物進進出出，神色匆匆。

5月12日，周恩來總理來到上海，親自檢查海上調查的準備情況。他首先聽取了上海和東海艦隊負責同志關於出海編隊的彙報。當彙報到編隊領導幹部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插話說：“這次東海艦隊出海調查‘躍進’號是個很重要的任務，怎麼艦隊司令員、政治委員不親自出海呢？”

周仁杰回答說：“出海編隊指揮員是由海軍指定的。”

周恩來點了點頭：“呵，我知道了。”

陶勇說：“編隊指揮問題我們回去再研究一下。”

周恩來接著問：“你們出海的船隻準備好了嗎？”

周仁杰回答：“根據總理的指示，我們已抽調了艦艇和船隻，上海市抽調了潛水作業、打撈救生船3艘，即‘和平60’號、‘救撈1’號、‘救撈8’號。全編隊艦船10艘，人員1097名。”周仁杰又把出海的準備工作做了詳細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