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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默多克在他訪問英國時在埃及逗留途中一起碰個面，探討一下關於為澳大利亞士兵改善郵政服務的問題（當時的新聞業和郵政業務聯絡也很緊密）。

留意打通上層人際關係的基思·默多克和伊安·漢密爾頓（Ian　Hamilton）將軍取得了聯絡，漢密爾頓是澳大利亞駐達達尼爾海峽的總指揮。基思·默多克希望能目睹一下戰場上的情況。

當時做戰地記者要經過嚴格的新聞審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達達尼爾海峽的戰爭從一開始就錯得離譜。基思·默多克在承諾書中寫道：“除了接受官方的新聞審查以外，不去試圖尋找任何其他發表新聞的通道和途徑。”

事實上，基思·默多克並沒有多少時間是真正待在前線的，而是被困在遠離前線的伊姆羅茲島（Imbros），還要受《每日電訊報》的埃利斯·阿什米爾德–巴特萊特的折磨。埃利斯·阿什米爾德–巴特萊特是一個酒鬼，當時擔任來達達尼爾海峽記者的牽頭人。因為新聞審查的存在，他寫的多篇報道幾乎都未能見報。根據菲利普·萊特利（後來為基思·默多克的《墨爾本先驅報》和默多克的《泰晤士報》效過力）在《第一個傷兵》（The　First　Casualty）一書中的回憶，當時軍方“不允許批評這次軍事行動，不允許在新聞裡說軍隊進攻受挫或是軍事行動受阻，也不允許透露傷亡數字”。因此，當時在英國和澳大利亞，很少有人能真正瞭解軍隊節節潰敗的慘烈程度。

埃利斯·阿什米爾德–巴特萊特向基思·默多克信誓旦旦地說，達達尼爾海峽戰事還將進一步惡化。菲利普·萊特利回憶說：“基思·默多克當時意識到，自己手裡所掌握的資訊足以成為新聞史上最精彩的報道之一了。”

基思·默多克計劃打破軍方的新聞封鎖，悄悄地把英國記者寫的文章發出去，但是他們的計劃被軍方發現了，文章也被沒收了。

基思·默多克接下來就想到了給地位顯赫的澳大利亞總理安德魯·費希爾寫信，信中他複述了他從埃利斯·阿什米爾德–巴特萊特文章中背下來的內容。他的這一做法不像是一個記者，更像是安德魯·費希爾總理的一個親信。基思·默多克的這封信是對澳大利亞人民美德和英雄主義的謳歌，同時也是對英國人偽善和懦弱心態的鞭撻。按菲利普·萊特利的說法：“這封信是一篇無與倫比的精彩文章，裡面揭示了錯誤、真相、誇張、偏見和最煽情的愛國主義，告訴世人很多所謂的真相都是偽造的，這封信把矛頭直指英國軍隊的指揮官和漢密爾頓將軍。”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戀舊者（8）

到了倫敦之後，基思·默多克對自己寫給《泰晤士報》總編輯傑弗裡·道爾森的信津津樂道。當時它的老闆是諾斯克裡夫爵士。幾代人的時間過去後，《泰晤士報》被基思·默多克的兒子默多克收購了。如果我們要列出一些影響力橫跨新聞界和政界的大亨，那麼諾斯克裡夫爵士絕對是榜上有名的，其影響力就像媒體大亨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默多克一樣大。因為有日後的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D*id　Lloyd　George）做靠山，諾斯克裡夫爵士極力反對這次戰爭，他們的政治立場背後是另有深意的，戴維·勞合·喬治本人也反對發動這次戰爭。諾斯克裡夫爵士把這封信傳給了當時的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赫伯特·阿斯奎斯則決定馬上將這封信印發議會。

儘管基思·默多克的這封信中也許有不夠準確之處，但正是由於他的這封信，伊安·漢密爾頓將軍和英軍的總指揮官都被免職了，軍隊也開始準備從加里波利撤軍了。

也許歷史的原委並非如此……

這次事件在澳大利亞的傳奇史和默多克家族的發跡史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因此免不了有人會對這次事件作各種解讀。有人說基思·默多克不僅算不上英雄，而且還欺騙了別人，說他是一個油嘴滑舌之輩、一個偷書盜令之徒、一個自吹自擂之人。也有人說他是權貴身邊的小丑，一個大陰謀之中的小角色而已。還有人說他就是一條變色龍，雖然在歷史的舞臺上演了鬧劇，但卻沒有留下任何足跡。

別人怎麼說沒關係，當時基思·默多克是借用自己記者的身份進行了一場“兵變”，這也讓基思·默多克成為澳大利亞“一戰”史中的傳奇英雄。在紀念加里波利戰爭75週年的時候，當時已經歸入默多克麾下的《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標題赫然寫著“終止了一場戰爭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