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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群眾都是巴人。

楚人立國之初，“濮在楚西南”。當時關中平原上的周王遠眺南國，心裡喜滋滋地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左傳&amp；#8226；昭公九年》），此時的濮人尚有一席之地。但後來隨著楚國漸強，濮人的生存空間再次被壓縮，終於淪為“遠夷”：

“巴、楚、鄧，中夏之國，惟濮為遠夷耳。”（《春秋左傳正義》）

“中夏”這種說法，是一種以“夏”為中心的文化認同。先周之前以“有夏”為榮，相比而言，“濮”不僅是“夷”，而且是“遠夷”，明顯已被疏遠。濮人從此淡出中原文明的視野，不再引人注意。

略有爭議的是“彭”。

彭姓，是巴人的後裔——土家族的大姓。《括地誌》中提到，楚國西南的濮地，曾有“彭州”，而且武王就是率領這些“西南夷諸州”伐紂的。又說古彭國在“戎府”以南，“戎府”即戎州都督府，是唐初設在四川宜賓的軍政合一的最高權力機關。《括地誌》又是唐代的書，因此這個描述很明確，它既不會是成都西北的彭州，也不大可能是江蘇徐州的那個“彭城”。從方位上看，似乎重慶東南、烏江下游的彭水一帶比較符合。

彭水是早期巴人西進的重要據點，著名的鬱山鹽泉就位於彭水東南。彭水也曾是中國西南地區舉足輕重的歷史重鎮，此地漢屬涪陵，唐置黔州，曾一度成為中央政府羈縻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中心。

問題是，巴蜀地區與“彭”有關的地方還有很多，岷江下游的成都南有彭山縣，嘉陵江畔的閬中市郊也發現過彭城遺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尚書》中出現的“彭”，應該是古代巴國附近的一個小國，屬於巴方軍事聯盟的一個組成部分。

順便說說，夏商時期淮河流域的徐州一帶也有過一個大彭國，後來被商王武丁所滅。有趣的是，就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後不久，淮河南面出現了一個新的諸侯國，它就是吳國。翻開《史記&amp；#8226；吳太伯世家》，頭幾句話就會讓你吃一驚：吳國的開國之君，竟然是在周文王姬昌小時候就離開岐山神秘出走，一度杳無音訊的兩位至親伯父。這當中肯定有些蹊蹺！

把心中的疑團擱一擱，且看剩下的“盧”、“髳”兩國。

“盧”，一說在川南瀘州，但杜預稱之為“南蠻”，多數人認為應該就是“盧戎”。商周時期，漢江中游的荊楚腹地有兩個唇齒相依的苗蠻小國，稱為“羅國”和“盧國”。其中盧國（盧戎）位於今湖北襄陽以西的南漳一帶，羅國則在南漳東面不遠的宜城山區。漢水在這裡有條支流叫蠻河，盧國和羅國一個在河的上游，一個在河的下游，彼此距離很近。

盧戎尊虎崇虎，也是巴人一脈。它面積雖小，實力不俗，不僅參加過武王伐紂，還曾聯合羅國將新興的楚國打得找不著北——公元前699年楚國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左傳》）。不過這對難兄難弟終於後繼乏力，先後為楚所滅。據說秦漢以後盧戎和羅人的後裔輾轉來到朝鮮半島，建立了辰韓、弁韓以及後來的新羅國，從此開創了朝鮮的歷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韓國人自稱“太極虎”，也似乎與西周和巴人有關。

“盧”在《牧誓》八國中雖然分量不重，但它附近有座山非常有名。此山是後世楚國的基業和起點，它就是位於蠻河南岸的荊山。荊山後來的故事，和岐山、巴人都有關係。

“髳”也是巴人的一支，這倒沒人懷疑，但對它的具體位置卻各執一辭。《括地誌》雲：“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　“姚府”即姚州都督府，是唐代在今雲南姚安設定的軍政機關。姚安在雲南中部，和岐山遠隔千山萬水，如果那裡的人也跑到牧野湊熱鬧，就有些瞎胡鬧了。《括地誌》的說法不大可信，因此《辭海》說“髳”是“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名，分佈在今川南、滇北一帶”，把古髳國的位置悄悄北移了一些，但仍然太遠……

一個一個看下來，我們終於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常璩說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還真不是一句空話！

從《牧誓》八旅中我們看到，武王所率的王師中，除了周原本族計程車兵，和西羌一帶“有夏”遺民以外，尚有以“微”為代表的關中地區沿途歸附的中原小國。這些力量雖然精銳，但畢竟還不足與紂王抗衡。剩下巴師五國，合蜀為六，已在兵力上佔了大半——這就是“巴蜀之師”的班底！

更重要的是，從參與伐紂的八支人馬的方位來看，庸人來自漢水流域，蜀人來自岷江流域，羌人來自渭河流域，髳人來自丹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