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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命嗚呼，此時的商王朝實際上已經外強中乾。帝乙死後，帝辛繼位，他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商紂王。

末代帝王都是失敗者，而失敗當然是有原因的，中國人習慣都把他們臉譜化。不少人以為，紂王是因為貪酒好色、昏庸無能才亡國，實際上可並不是這樣。紂王年幼時就思路敏捷、聰明過人，長大以後更是鋒芒畢露、文武雙全。出眾的才能，曾讓帝乙在內的殷商統治階層對他寄予厚望。只是超群的能力下往往掩蓋著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性格。這一致命的弱點，最終讓紂王眾叛親離，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紂王的失敗，固然是因為他荒淫殘暴、倒行逆施，但更多的卻是歷史的必然。真實的帝辛殘暴而已，卻並不糊塗，在挽救殷商政權方面還做了不少工作。即位的第二年，紂王就對岐山採取懷柔政策：“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史記&amp；#8226；殷本紀》），將姬昌封為三公之一，在商代是地位僅次於商王的最高一級爵位。第四年又來硬的一手，在今山西省長治縣附近舉行大型軍事演習（“四年，大蒐於黎”——《竹書紀年》）。

可就在這時，商的後院又開始起火——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左傳》）。

東夷叛亂，是當時商王朝面臨的最大威脅。這邊紂王不得不打起精神對付東夷，那邊姬昌卻抓緊時間壯大自己。從個體人才的吸附，到後來各種武裝集團的整體投奔，岐山的勢力呈加速度向前發展：“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竹書紀年》）——這是岐山首次公開接受諸侯國的朝拜。前來朝拜的諸侯國首腦中，應該就有巴方蜀地的“友邦國君”！

把商王朝丟在一邊，卻去朝拜它的一個屬國，這種另立山頭的做法簡直是大逆不道！商王朝迅速做出反應，於帝辛二十二年冬又“大蒐於渭”，在渭水邊舉行了明顯針對岐山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演習一結束，商紂王就將姬昌帶回朝歌，軟禁在“羑里”。

羑里在朝歌城南，今河南湯陰附近，姬昌在這裡度過了七年時光。七年中，姬昌韜光養晦，精研易經，一幅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樣子。也許是被姬昌的表演迷惑，也許是為輿論的壓力所迫（“諸侯皆從之囚”——《左傳》），也許是考慮到西方的長遠穩定、需要先穩住岐山，而更大的可能是七年後紂王的苛政獲得暫時的成功，自負的他誤以為岐山從此不足為患……總之七年後，當姜子牙等人找來美女、寶馬、珠玉行賄，姬昌也承諾獻出“洛西之地”時，紂王竟欣然赦免了姬昌。

姬昌一回國，不久就接受“天命”，自稱文王，因此公元前1056年也叫“受命元年”。樹起旗幟後，文王開始全面進行滅商的戰爭準備。前1055年伐犬戎，前1054年伐密須，鞏固了西北後方。之後，文王挺進中原，征服黎、邗、崇等國，一步步滲透到殷商腹地，最終完成了對商王朝的戰略包圍。前1051年，姬昌遷都於“豐”（西安附近）。等安排好這一切，97歲的姬昌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王子姬發繼位，即周武王。

文王雖故，但伐商的戰車卻越駛越快。三年之後的公元前1048年，武王在黃河北岸的“盟津”與其他諸侯國會盟。這次會盟盛況空前，“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史記》），與會者大都是關中地區的軍事集團和西南方向的巴蜀各國。

現在看來，“盟津觀兵”顯然是武王對盟國的一次試探。巴蜀之師雖聯絡已久，但是否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姬發心裡沒有底。姬發將文王靈位擺在戰車中央，自稱“太子發”，意思是秉承文王遺志。聯合軍事演習結束後，疑慮消除了：“八百諸侯”不僅步調一致、士氣高昂，而且躍躍欲試，紛紛請命武王舉兵伐紂。出人意料的是，武王卻下令班師。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史記&amp；#8226；殷本紀》）

既然巴蜀之師值得信賴，武王為什麼不趁機東征朝歌呢？也許吳越一帶　“翦商”火候未到，殷商的實力還沒有消耗到臨界狀態。或者文王剛死，武王的威信尚未鞏固。不過，經過“盟津觀兵”，武王的領袖地位已得到確定。

大爆發前的寧靜，令人窒息。歷史和地理，總是在不經意間互相糾纏——狹長的關中平原，就像一條深入母親體內的產道。西有氐羌、南有巴蜀，為新生的西周文明提供不絕的滋養。短短百年間，這股力量迅速成長壯大，即將瓜熟蒂落。腥風血雨中，他的誕生會迎來一個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