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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不失健康。

顯然三人中張愛玲最缺母愛，所以也只有她小時候脾氣最壞，抓得何干滿臉血痕；蘇青小時候不是脾氣壞，而是調皮任性，是無邊的愛造成的後果；胡蘭成則是個聽話的孩子，母親對他愛而不溺。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倒是三人中最適當的，以至於成年以後還感念受用不盡。他在《今生今世》裡，屢次寫到他為人處事，立身社會，或平安度過人生的關口，樣樣歸功於母親的教導。

吳*教育子女似乎最得法，自然也最有效。但細究起來，她的方法並無逾常之處，也就是一般日常裡的罵罵講講，而且與“他爸”一樣，不取被今人所極力推崇的“賞識教育”，對胡蘭成“從來不誇獎”，甚而“無非叱罵”。成人後有了閱歷的胡蘭成回憶這一點，對母親卻不僅沒有一點怨言，反而十分感激，說正因為如此，“我長大了能不因譭譽擾亂心思”。這是吳*做母親的成功。

母親（2）

論小時所受的家庭教育，蘇青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一無規矩，像山野的草木自由生長；張愛玲的是看似可以沒有規矩，其實是不見陽光的陰苛；吳*教訓兒子的話是：“小人要端正聽話，要有規矩怕懼。”她給胡蘭成立的規矩似乎最多，有無數個“不可”，以致給胡蘭成造成的印象是“這也不可，那也不可”，如“不可手腳逆簇，不可問東問西，不可要這要那，見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邊伺望，小人不可敗大人手腳，不可揀食吃，不可沒有寸當……”

三位母親中，鮑竹青的性格軟弱一些，面對丈夫的不忠，只是夜裡獨自垂淚，從此更小心侍奉公婆、精心照顧子女，以期多博同情，反襯丈夫寡情無義或催他醒悔；黃逸梵強硬一些，與丈夫發生矛盾，能夠出遠門而久不歸，敢於面對面“劇烈地爭吵”，甚至請洋律師打離婚官司，成為中國“五四”以來第一代娜拉；但最厲害的要數吳*，她竟能與丈夫打架，並且能把對方打跑。想必在這過程中她所依恃的不僅是體力，一定還有毅力——因為得理，有理撐腰。

吳*的厲害還表現在“棒教”兒子上。胡蘭成回憶道：“因我不成材，幾次被父親惱，更常被母親用烏筱打。”有意思的是，父親只會“惱”，而“打”的卻是母親。與傳統家庭相反，儼然慈父嚴母。

其實吳*並不是概念中的“嚴母”，在更多的情況下，她是和顏悅色的，會善誘循循，教導諄諄。胡蘭成小時吃醃菜只揀菜莖吃，而不肯吃菜葉，吳*就對他說菜葉是大旗，吃了會做官，這就哄得他菜葉也吃了。她也樂於讓幼子當幫手學做家務和生產，看他做錯了也笑著寬容。正是因為有慈愛作基石，她的嚴格才有威力，也才易令孩子知錯而對父母無怨。

吳*與黃逸梵都重視子女的“行”。吳*教訓兒子的一句話是：“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頭螞拐。”胡蘭成聽進去了，因為那時他還年幼；黃逸梵教女兒“練習行路的姿勢”時，則委實遲了一點，那時張愛玲已經16歲了，所以張愛玲“非常感到困難”是自然的。

吳*如此教兒，並非只是為教他行坐姿勢，胡蘭成就知道這是母親在教他“做人的道理”。相比之下，黃逸梵的動機要簡單一些，不過是要教女兒一個淑女必須具備的“可愛的人品與風韻”的儀態。

父母對女兒與兒子的未來角色期待固有不同，但吳*教育孩子，確能抓住根本。胡蘭成在*裡寫道：“我到杭州讀書，母親為我理行裝，每回總吩咐：‘出門要理睬世人，常時飢餓冷暖要自己曉得，不可忘記家裡的苦楚。’”幾句叮囑，說了三個極重要的方面，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二是保護自己，三是不忘本。僅此就可以說，農婦吳*不簡單。

吳*還有一句至理“凡”言，說：“靠教是教不好的。”似乎與“教育可以改變一切”相悖。她的意思實際是：　自己不要好，再教也沒用。表達的思想包涵內因外因的辯證法。

這些方面，多可見吳*的理性。黃逸梵的理性其實更強。張愛玲從父親的樊籠裡逃到她那裡不久，兒子也來了，說他也想跟母親過。他帶了一雙球鞋，用報紙包著，總是做好了當日就不回家的打算。黃逸梵說她的經濟能力只夠撫養一人。張子靜哭了，張愛玲在旁邊也哭了，可是黃逸梵沒哭。可憐的張子靜只得回去了，仍舊帶著他的球鞋。如果換了鮑竹青，自己再苦，也會收留兒子的。

外國哪位哲人說過：　女人在戀愛中智商最低。對於中國母親來說，在母子關係中的智商之低絕不亞於戀愛中。而顯然黃逸梵是個難得的“清醒”的母親。中國母愛的“偉大”，是“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