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3 頁)

繁發生的礦難，是由於意識形態等各種綜合因素而導致苦難的一種最為尖銳的爆發。又由於它們透過煤在世界其他地區文明因素，而變得與在鄉村中司空見慣的災難與眾不同，才導致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如果鄉村還有更多的活法，如果鄉村還有更多的幸福可能望見，如果背井離鄉去挖煤只是許許多多選擇的一種，如果鄉村有足夠力量吼一聲——狼崽子才去買命掙錢，那些在面對可以免除礦難因素時的冷血不仁就不會如此盛行！礦難之於鄉村正好比那些年輕的挖煤者，橫下心來用生命賭一個明天。

當年的恩格斯就曾有過切膚般提醒，任何一種行當，當利潤達到二十倍以上時，哪怕有殺頭喪命的危險，也難阻擋人們的鋌而走險。除了肉身與力氣，再也沒有其他資源的鄉村，下一次井能賺到幾十元人民幣，已經遠遠超過所謂利潤的二十倍了。用不著修辭與誇張，這些在一千年之後，仍然像英國農奴那樣採煤的鄉村中人，無論用哪一種客觀事實來判斷，最合適的身份就是如今無人敢說，也無人願意承認的——“煤奴”。這種身份是由田野上的收益來推定。開啟無數鄉村之門，往近處看和往遠處看，都無法排除與貧瘠兩相依和落寞生生不息的風景。假如鄉村有資質，煤的本質並不難識透，可惜在堆積如山的肉身與力氣之上，是可嘆的渴望，以及可嘆得只能在渴望之上風雨飄搖的幸福曙光。假如鄉村可以用生命去賭博生存，那些煉獄般的採掘巷道就不得不重新按照與文明相符合的標準來修建，不如此就無法取得那些不必深入到幾百米深的地下也能衣食無憂的人們對此類工作的信任。換一種更為通俗明瞭的話來說，鄉村生計只要達到城市生活最低收入的社會保障水平，那些頑固得像癌症一樣的礦難就會不治而癒。想一想，明明曉得眼前礦井是那專門埋活人的墓道，只要不是實在沒有別的活路了，誰還會往裡鑽？在那樣的背景下，如果不將煤的出處設計成宛如閒庭信步的誘人風景，有誰會將將自身每天埋葬一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魯迅先生在黃埔軍校的一次演講中說，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魯迅先生說的是他自己的一段真實，從一*九年進校到一九○一畢業，先生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院當了三年“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的學生。當然是與這段經歷相關，先生才會在後來的《中國地質略論》一書中，稱自己的祖國為“世界第一石炭國”。在專業論述之外，還描述了列強們對中國煤炭貪慾之心，先生曾說：石炭者，與國家經濟消長有密切之關係，而足以決盛衰生死大問題者也。蓋以汽生力之世界，無不以石炭為原動力者，失之則能令機械悉死，鐵艦不神。雖日將以電生力矣，然石炭亦能分握一方霸權，操一國之生死，則吾所敢斷言也。……李希霍芬曰：‘世界第一石炭國！’吾以之自喜，吾以之*。然有一奇現象焉，即與吾前言反對者，曰‘中國將以石炭亡’是也。”那個時代的魯迅只能理所當然地優先看到國之將亡，禍根在於外來的列強，所以先生才大聲吶喊，將盛讚中國煤炭的那個德國人稱之為：“日後中國大陸淪陷之天使”。那個時代的國父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用更大的熱情闡明：“礦業者，為物質文明與經濟進步之極大主因也。……煤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為近代工業的主要物。”

“以平定煤鑄太行鐵！”

在山西省陽泉市“天下第一川”公園的紀念碑上，至今仍鐫刻著國父當年的夢想。近百年來，國父的夢想，幾乎要換寫成：以鄉村血浸現代煤。在文明的天平上，鄉村這隻意識形態砝碼，有一點點不確定，社會和諧就只能是痴人說夢。曾經擔心中國將因煤而亡國的魯迅，所放不下來的是外族的侵犯與撂奪。以後人之見來看，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看得更為深遠：惟有煤能鑄鐵，薪火之煤都不好，哪來江山如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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