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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聊生，戲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關外以“大劇場、大票價、大包銀”為招徠，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這一時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譚富英、李盛藻、李萬春、李少春、奚嘯伯、周信芳、貫大元等都去過了東北，回來後收入頗豐，也使馬連良動了心。在扶風社裡唱戲的有幾十口人，它們分別要供養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養活上百口人，為了大家的生計起見，也要走一趟。

馬連良決定赴瀋陽籌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辦《三六九》畫報的朱復昌知道了。《三六九》畫報是當時一本比較流行的刊物，其中部分篇幅報道的都是梨園動態、名伶軼事、戲劇評論，也刊登演員照片。朱復昌以報人的身份與梨園界的人士整天廝混在一起，相互熟稔，大家都把他當朋友對待，沒有戒心。實際上此人已效忠日偽當局，是個十足的文化漢奸，其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政策做宣傳，監視文化藝術界的動態併為其主子出謀劃策。當他把這一訊息彙報給他的頂頭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時，山家心中不禁大喜。日軍佔領華北之後，在北平設立了一個主管演藝界的機構，名為“華北演藝協會”，其主腦就是山家。因“滿洲國”的“三？一國慶節”即將臨近，此次正逢“建國十週年”，“滿洲國”方面要求“華北演藝協會“找一個高水平的劇團前往新京（長春）做祝賀演出。馬連良的扶風社要去瀋陽為“回教學院”義演這件事，使山家找到了一個可乘之機。正好可以藉此機會移花接木，幫助自己完成任務。

朱復昌作為山家的說客，前往豆腐巷馬宅。表示赴瀋陽義演的一切有關事宜，他願“無私”地大力協助，併為扶風社聯絡了長春和哈爾濱方面的接待戲院及當地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保證人未到，大洋先到，重金禮聘，高接遠迎，料扶風社此行必然滿載而歸。惟一的條件就是馬上籌備動身，務必於1942年3月1日之前到達長春，以“華北演藝使節團”的身份，做“紀念建國十週年”的祝賀演出。馬連良演了半生“忠孝節義”的戲，他深知此行意義。本來是次簡單的籌款義演，現在已演變成“祝賀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漢奸”的罵名也就從此背上了，這是他當初答應瀋陽阿訇時所未預料到的。

自1941年下半年以來，馬連良在京的時候，主要忙於兩件大事。一件是他在南寬街購置了一所新的宅院，是一所以前的老狀元府，由於年代久遠，該院落已有許多地方需要重新翻建，工程浩繁，牽扯精力。另一件就是他正在編排一出大型本戲《十老安劉》，後來成為了馬派的經典代表劇目。古文學家韓補庵先生曾撰文說：“《十老安劉》是莎士比亞式的宮闈大戲，得馬連良慘淡經營；堪慰私衷，吾志不成，望之吾友。”為了編排此戲，馬連良終日與文人吳幻蓀、翁偶虹、徐凌霄等人一起研究劇本，廢寢忘食。當他把朱復昌的原話與友人講過之後，大家的意見就是用一個“拖”字，能拖多久拖多久，拖過了3月1日再說。

朱復昌為了完成“使命”，整天像長在馬家一樣，催促馬連良早日動身。馬連良以日期臨近，一時無法湊齊配角、底包為名，婉言拒絕。因東北戲院裡的班底演員，多數沒見過馬派劇目，在有些劇目中，龍套甚至都不知在臺上怎麼走，沒人敢“傍”扶風社的戲。所以扶風社若做東北之行，底包都要帶上。朱復昌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拖了不久，終於過了“三？一國慶節”。馬連良懸著的心才放下，以為從此可以相安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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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慘淡經營（13）

事情的發展並沒有想象的那樣簡單，一方面偽滿當局急需一個像扶風社這樣的高水平的演出團體在東北巡演，為其渲染“歌舞昇平”的王道樂土。另一方面，北平的山家少佐已對“滿洲國”方面誇下海口，派遣馬連良的扶風社作為使節團前去祝賀。由於馬連良用緩兵之計拖延行期，“三？一國慶節”未能成行，他正無法下臺，山家為此極為光火，對馬連良的態度也不像之前那樣客氣、禮貌了。直言警告地說，如果不盡快做長春、哈爾濱之行，瀋陽的義演籌款將被取消，讓馬連良失信於教胞，失信於瀋陽的父老。想利用馬對教門（回族人語，宗教）虔誠的心態，速做東北之行。此次馬連良的藉口是已與天津、青島等地之戲院有演出合約在先，必須前往，不能無故撕毀合同。因此萬難從命，又閃躲了一次。

夏季到來之後，戲班的行規叫“歇伏”，俗稱“曬車板”。大家都停演一段時期，休息調養，沒人出外演出。山家和朱復昌等在上峰的壓力之下，終於忍無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