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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良以前聽說過，可沒想到自己身邊就有這樣的人。他對牛家是非常瞭解的，是忠肝義膽的正派人家。根本不是國民黨政府宣傳的“赤面獠牙，共產共妻”之輩，這種言行的政府還有誰敢相信呀？日本人來了，你們把百姓一扔，不管不顧，哪裡盡過一點兒“父母官”的責任？如今鬼子走了，你們回來劫財劫色，橫徵暴斂，哪有一點兒“衙門口”的氣度？這樣的政府除了欺負百姓以外還能幹點兒別的嗎？！在打官司的過程中，馬連良對國民黨政府的懷疑和顧慮越來越增加了。

“官司”打了近一年左右，馬家除了剩下一所空空的南寬街大宅院外，財產蕩然無存，還欠了一屁股的債。最後北平地方法院的結案陳詞是：經查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執政時期並沒有官方派出過“使節團”的底案，查無實據，不予起訴。這一天是1947年8月16日，在家中軟禁了一年多的馬連良終於得到了解脫。當天還有一樁真正的喜訊，他的夫人陳慧璉為他生下幼女馬小曼。此時此刻，馬連良的心中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有興奮，又有悲傷；有暢快，又有委屈；有憤怒，又有無奈。他不知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宣洩積壓在自己心頭的重負，望著家徒四壁的宅院，真是“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馬連良仰天長嘆，在院子當中重重地叩了三個響頭。他捫心自問，難道這一切都是老天爺註定的安排嗎？！難道真像老家兒說的那樣，“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嗎？！難道自己的餘生將在如此的環境下延續嗎？！為了瀋陽的回民教育事業，自己竭盡所能、罄盡所有地辦了一樁有生以來最大的善事，卻換來了國民黨政府“漢奸罪”的回報，使自己蒙受了莫大的侮辱。這種顛倒黑白、以怨報德的把戲，以前只在戲裡見過，現在卻活生生地發生在眼前，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唱了半輩子的戲，“戲如人生，人生如戲”這句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好像今天才領悟其中的玄機。只有親身體驗過了，才能對戲和人生有更深刻地認識。

第五章　藝海沉浮（5）

一年來不知去向的許多國民黨官員又都“冒”出來了，一個個以道喜為名，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強迫馬連良為他們唱“道謝戲”。讓馬連良白盡義務，他們好從中漁利。各種名目的義務戲排山倒海般地向他湧來，唱了二十多場還無盡無休，馬連良強打精神，心中憤恨，恨自己不能像《打魚殺家》中的蕭恩一樣，“插雙翅，飛過江去，殺了賊的滿門，方消我心頭之恨！”

另一樁比家敗更讓人痛心的事，也發生在這一時期。這就是馬連良藝術上的合作伙伴、被行內尊稱喬三爺的著名鼓師喬玉泉的去世。喬三爺與馬連良合作了近二十年，堪稱馬派藝術的締造者之一，二人親密無間，心有靈犀。馬連良在臺上的一個眼神、一個亮相、一個手勢、一個臺步都與喬三的鼓點配合得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一對鼓楗子即打出了人物的情緒，又渲染了舞臺氣氛。他常說：“打鼓的首先要會唱，不但會還得熟，如果等著角兒在臺上‘叫起’（戲班行話，對樂隊示意），打鼓的才開始打，那就算誤了。”喬三爺與杭子和、魏希雲並稱“鼓界三傑”，名副其實。馬連良本身最喜歡掌板擊鼓，有時常在自己的戲前面為別人打一兩出，過過鼓癮，臺底下都非常認可。只要他一見喬三爺到，立馬讓位，對喬三肅然起敬。

喬家以前生活非常貧困，喬三爺養成了知勤識儉、省吃儉用的習慣，可以說是不懂得花錢。加入扶風社後，日子越來越好，在琉璃街置了一所不錯的四合院，平時依然不捨得花錢。在上海天蟾舞臺散戲後，他就在路邊吃一碗陽春麵，馬連良見後心痛地勸說：“三哥，打完一出《一捧雪》多累呀，您吃點兒、喝點兒，別吃陽春麵了！”他也不往心裡去。戲班的人在開戲之前都有吃雞蛋的習慣，認為補身體而且不上痰。馬連良知道喬三省慣了，不捨得吃雞蛋的，就讓人買了一筐雞蛋給他送去，喬三不捨得吃，讓人賣了。他的病逝與他清貧的生活不無關係。

為了尊重喬三爺的習慣，馬連良在家產傾盡的日子裡，決定親自出資為亡友辦理喪事。在廣安門內長春寺開弔的那天，馬連良悲痛欲絕，嚎啕大哭，從山門以外一路跌跌撞撞，踉蹌而行，親自為他的玉泉三兄蓋上了最後一床被，撫棺痛哭，捶胸頓足。他不斷哽咽地說：“三哥、三哥，您別走啊，以後誰幫我呀？！”如此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令馬連良心灰意懶、意興闌珊，無心於氍毹之上。他深知道，藝術是人創造的，喬三走了，沒有任何人能替代他，舞臺上沒了默契，這戲還唱什麼勁兒啊？他心中明白，一個馬連良藝術的鼎盛時代結束了，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