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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桂先生在“富連成”是“開國###”之一，與蕭長華並稱“左右丞相”，其職責是負責教老生戲。戲班對外演出、聯絡堂會等事宜，均由“經勵科”負責。有些顧客因與蔡相熟，就把“買賣”與蔡談了。這種超出其職責範圍的事，本是戲班的忌諱，但蔡先生一直經手了十幾年。因考慮到主要還是為社裡拉買賣，葉社長就沒加干涉，並派了一名出科弟子金喜棠為之跑腿。一次，蔡應了一本同興堂的堂會，這家飯莊就在廣和樓附近的取燈衚衕，只隔一條前門大街，趕場扮戲非常方便，所以價錢也極便宜，二百五十大洋是公價，行內盡人皆知。演出之後，蔡只收了二百二十塊，交社裡僅一百八十塊。金喜棠知道實情，蔡又拿出十塊給金做“掩口費”，金喜棠不為所動，把十塊錢交給了葉社長。葉認為事關重大，為了不傷蔡的面子，不激化矛盾，葉藉故將蔡辭退，讓金接管一切對外交際事宜。這本是蔡自身的錯，可他不但不感激葉的做法，從此在外事事與葉做對，近乎反目。

葉師父說：“這事說明蔡先生在錢財方面，只重利益，不辨事理。你們今後在一起合作，這種事情怕避免不了。不如趁大家沒傷和氣，好聚好散，咱們戲班的早晚在一個鍋裡混飯吃，將來合作也不尷尬，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另外，相信你馬連良沒有了蔡先生這個‘柺棍’，照樣立得住，這才叫真本事呢！”馬連良回到家裡，把師父的意見和建議對父親及三伯講後，一家人便開始醞釀組班之事。馬西園叮囑兒子說：“將來真掙了大錢，你可別忘了孝敬蔡先生！”

另外，蔡、馬二人在藝術見解上的不同，也是導致他們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某公館辦私家堂會，表示願出高價請馬連良演《轅門斬子》。來人說從未聽過馬老闆的《斬子》，想必不錯。說話表面如此，實際是故意看看馬連良敢不敢唱這類有難度的戲。馬有骨氣，接戲後請蔡先生給說，蔡按當年劉鴻聲的路子說了一遍。馬認為老腔老調的路子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要求，也不合自己的條件。於是自己從王又宸的戲中套出不少小腔，並加以改編，按自身的條件去唱。雖然反響極佳，但蔡聽了之後心中不悅，因為唱的不是他說的路子。後來蔡先生漸離，師徒二人友好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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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樹一幟（9）

來自外部的壓力，是指戲劇評論界的所謂“真偽譚派”之爭。凡唱老生者，不論餘叔巖、高慶奎、言菊朋、馬連良等均自稱“譚派”，沒人敢自詡獨創本門流派。餘叔巖號稱“新譚派領袖”，言菊朋則冠以“舊譚派首領”，每個人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觀眾群。支援餘叔巖的自稱“餘黨”，支援馬連良的號稱“馬迷”。“餘黨”認為，只有餘叔巖才是正宗譚派，別人都是“偽譚派”。有人譏諷言菊朋為聲腔怪異的“法國老生”、“言五子”，即低網子、短鬍子、薄靴子、洗鼻子、裝孫子。說言是票友出身，扮相，身上難看，連洗鼻子都死學老譚。也有排擠高慶奎的，認為他雜駁不精。除唱老生外，反串太多，如《釣金龜》之老旦，《獨木關》之武生，《虹霓關》之小生，《鍘美案》之銅錘，稱其為“高雜拌”。

對於馬連良的指責，主要集中在說他唱功上音不準，有倒字，是“大舌頭”。唸白京音多，喜愛“一順邊”。至於馬對行頭、劇本及音樂的改良，則謂之“離經叛道”、“靡靡之音”，是絕對的“偽譚派”，因為譚老闆從沒有過這樣的演法。馬連良認為沒有任何人可以將譚鑫培再現，藝術是人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學譚再好，也不能再造出一個“老譚”。繼承譚派藝術，只有在宗譚的基礎上，根據個人的條件去演繹，才能使“派”真正地“流”下去。所以他是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對待藝術評論，並不想參與“真偽之爭”。

一天，鐵桿“餘黨”張伯駒的朋友從外地到京，指名要看馬連良的戲。張是最反對馬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不想陪同前往，又怕傷了朋友的面子。於是張硬著頭皮“捨命陪君子”。他一進戲園子，就雙手捂耳，直到散戲，捧餘貶馬到了極至。此事給“馬迷”們極大的刺激。他們開始在報刊、雜誌上連篇累牘開展“反擊”。文人墨客中捧馬的人，如梅花館主、馮夢雲、舒舍予、看雲樓主等都認為，馬連良目前的劇藝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既有代表劇目，又有擁護的觀眾，完全可算得上“馬派”了，何必要為誰是“正宗譚派”而論戰呢？於是馬的擁躉相繼撰文，力推一個新的老生流派——馬派。

唐世昌曾撰文：“自譚鑫培故後，一般後起者，紛紛以其門戶為標榜，惟造詣太遠，烏不能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