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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玉為師，在京搭班演出。為給崇仁教戲，馬上派人去請何先生，可找了幾次都找不到，何連濤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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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慘淡經營（8）

由於家境艱難，在城裡唱戲難以維持生計，何連濤與妻子董氏一家自組了“董家班”，跑到通縣西大街的慶樂茶園去唱戲。董家大姐菊芬唱青衣，二姐菊花唱花旦，為班裡臺柱。何連濤的外甥董德斌、董德義等給他當“下把”，久佔通縣。這個茶園實際就是個較大的蘆蓆棚子，前有三尺高土臺一座，臺上“守舊”是印花土布製成，藥廠“長春堂”所贈。上、下場門簾上均寫“長春堂”字樣，中間是一個八卦圖，為“長春堂”避瘟散的廣告。收入靠零打錢，與侯寶林所說的相聲《三棒鼓》如出一轍。唱《回荊州》時，劉備、孫尚香、趙雲三人在臺上“編辮子”（京戲中的一種舞蹈程式），跑到一半不跑了，臺下開始收錢。儘管生活如此慘淡，可仍難以為繼，迫不得已，何連濤只好帶著“董家班”去天橋“撂地”。

天橋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發祥地，其中有不少身懷絕技的藝人和令人歎為觀止的演出。但也有不少傖俗、低階的節目和坑蒙拐騙的勾當。江湖生意八大門“金、皮、彩、掛、評、團、調、柳”，就是指算命、挑方賣藥、戲法、練武賣藝、評書、相聲、騙術、大鼓竹板等“買賣”，在這裡應有盡有。天橋一帶，魚龍混雜，真偽莫測。前門大街兩側，珠市口大街以北的戲院，均被“京班大戲”的班社久佔，謂之“街北”。在“街北”的戲院唱戲，是有“身份”的象徵。戲院方面也不請“街南”的班社來演出。評戲、曲藝等主要在“街南”的天橋一帶演出，像白玉霜、芙蓉花等名角也只能在珠市口街口兩側的華北、開明唱戲。所以，何連濤落在“街南”根本沒人知道。另外，他也不願意讓人知道他落在“街南”了，讓同行知道自己的處境，覺得丟人、寒磣。

當馬連良知道何連濤的處境後，立刻讓弟弟馬連貴親自去請。就是為了師兄弟之間這份情義，也要幫他。老哥兒倆一見面，只見何連濤身量還是那麼高大，頭上剃了個“月亮門”，面色青黃。雖然顯得有點落泊，但風度、氣質還是大武生的“法兒”，有點英雄末路的感覺。何連濤面帶尷尬，眼眶含淚地說：“師弟，我給咱們科班丟臉了，我不配來你府上教崇仁。”馬連良觀其面色，知他有口煙癮，若靠在天橋撂地掙錢，家非抽敗了不可。馬連良情真意切地對何說：“到哪裡您都是我師哥！從今兒起，我把孩子就交您了。崇仁，快給你師大爺磕頭。”當下許諾每月四十大洋的“月規”，請何師兄來家教戲。

戲班裡比何連濤更倒黴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一天，一位抗日義士在皇城根一帶殺死了兩個日本鬼子，日偽當局立即全城戒嚴追捕“兇犯”。據說殺人者臉上長了麻子，小鬼子下令凡是有麻子的男人全部逮捕，全城抓“麻子”。戲班的人大多居住在宣武門外棉花地一帶，每天下午進宣武門到長安、哈爾飛等戲院，準備晚上開戲。戲班裡的人有麻子的還挺多，這天在宣武門城門口全讓鬼子抓起來了，包括馬連良的鼓師喬玉泉在內。喬三爺趕快求人給馬宅送信，馬連良一聽就急了，他視喬三爺如左膀右臂一般，馬上拿錢去日本憲兵隊“保”人。進了監房一看，包括喬玉泉、李盛蔭（名老生李盛藻的哥哥）等在內的一幫梨園兄弟都在那兒“囚”著呢，大夥一看馬連良到了，知道喬三爺有救了，有人就說：“馬先生，您也幫幫我們吧，家裡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非急死不可。”還有人說：“三爺，求您也把我們‘保’了吧！那邊還等著我們開戲呢！救場如救火呀！”見此情景，馬連良沒說二話，能“保”多少就“保”多少，梨園界的“麻子嫌疑犯”們終於走出了憲兵隊的大門。

第四章　慘淡經營（9）

自從1937年張君秋加入扶風社後，虛心向前輩學習，像《審頭》的眼神、做派等馬連良親自給說；《刺湯》裡的身段、表情由馬富祿嚴加指教。由於張本身基礎好，起點高，很快步入了名角的行列。藝術上突飛猛進，有了不少擁戴他的觀眾，期盼他多露幾齣正工青衣戲。馬連良用張君秋在戲中多為配角，張沒機會露演太多的正工戲，馬又不唱《四郎探母》、《紅鬃烈馬》等戲，沒有張發揮的機會。馬一向以“全部”的本戲做號召，戲大時間長，前面的時間就短。如張君秋在前面唱一出《女起解》、《祭塔》等戲，七點半開演後還沒上一半的座，唱戲的人也不舒服。張君秋向其師爺王瑤卿學了《頭二本虹霓關》，一直想露但沒機會。一次馬連良貼雙出《戰樊城》、《洪羊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