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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左右老闆的意志。如果老闆約的某某角兒，到場之後如不對案目有所“表示”，他們下次就對老闆提出一致反對意見，說某某角兒的票不好賣，必須請某人某人，我們才有把握，一定能賣錢，老闆只好依他們。如不答應他們的要求，案目們竟會提出全體告退的要求，老闆沒辦法，只能屈服。

實際上，案目已經成了另一種惡勢力、地頭蛇，戲院、戲班雙方都備受他們的轄制，有苦難言。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上海的芮慶榮、孫蘭亭等人決定掃除案目的惡勢力，開文明戲院的新風。他們把以前放電影的新光影劇院改成演京戲的新光大戲院，院方有雄厚的資本，無須利用押櫃等資金運作、經營，一切決定由老闆自己做主。約請哪位演員，定什麼票價，都不受別人限制。任何觀眾看戲，一律直接和戲院票務室聯絡，可以電話預訂座位，由戲院派人送票，不多收任何費用。同時還約請極具號召力的名角來配合，徹底擺脫案目，才能在上座方面有把握。馬連良就是一個上佳的角色人選，只有他和他的扶風社才有這樣的實力，也更便於上海觀眾接受這種新的風氣。當孫蘭亭與馬連良提出此事後，馬連良說：“扶風社，就是扶正氣之風的班社！”這一做法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此後，上海各大戲院逐漸廢除了案目制度，戲院也從此開始了“對號入座”的新規則。

新光大戲院聯合馬連良的扶風社打響了“打倒案目”的第一炮。開張演出定於1936年大年初一，早在一週之前戲票就已全部售罄。扶風社的人馬也提前來到上海，準備開鑼。班裡有人閒聊天時對院方說，為了你們上海這事，我們這回在北京都沒能來得及參加“窩窩頭會”的大義務戲，我們角兒可給足了你們面子！原來每年春節之前，北京的名角都要聯合起來唱幾場義務戲，自己不拿錢，所得收入用於幫補梨園界的窮苦底包藝人，讓他們過個好年。這是有德行的好事，而且是有相當地位的名角才能參加。如果名角未能參加年終會演，則會被認為有失身份。上海的底包演員一個個眉精眼企、冰雪聰明。便順口搭話地說，那就請馬老闆給我們唱一回義務戲吧，天下戲班是一家呀！我們這些當底包的不比你們北京的強多少！

第三章　步入輝煌（9）

上海的演員與北京不同，北京的演員是拿“戲份”，每演一場拿一次錢。底包、龍套等每天常常趕包，即在二三個劇場分別演出；上海的演員以前也和北京一樣，四處趕包。曾有一個花旦演員叫“小雙鳳”的，演一出文明戲，扮一個時裝女子，不卸妝乘著黃包車奔下一家趕場，在租界裡的四馬路被巡捕拿了。罪名是“男扮女裝”，中國人在那裡沒處講理，以後就都不趕包了。上海的戲院實行“場團一體”制，即演員都固定在某個劇場，按月拿固定工資。名演員也一樣，算“坐班班底”，工資比較高，普通的底包、龍套就沒多少錢了。

演員之間閒聊的話傳到了馬連良耳朵裡，他也同意為上海的同行們盡點心、出些力，可沒兩天就過年了，沒有檔期怎麼辦呢？不久，他想出了一個兵行險招、別開生面的“高棋”。他主動去找老闆芮慶榮，對他說：“我們想在大年三十半夜唱一場守歲戲，你有什麼意見？”芮慶榮聽後武斷地說：“您別開玩笑了，大年三十晚上大家都在家中守歲，吃團圓夜飯，有些店家忙著收賬，那有工夫來看戲呀？”馬連良卻信心十足地對芮說：“你不用管，不要你的包銀，只要把戲院借給我們用用，花些電費，前後臺演職員一切由我馬連良負責，賣下錢來給大家分紅，作為新年紅包，希望你贊助我們。”芮老闆聽馬連良這麼一說，沒有問題，一句閒話。馬連良於是與後臺管事的商議戲碼，不能與大年初一開張的《龍鳳呈祥》重複，他不但演戲是主角，派演上也是能手。於是排出劉奎官、劉連榮、馬春樵、馬四立等人的《英雄會慶賀黃馬褂》，大軸是馬連良、華慧麟、葉盛蘭、馬富祿、李洪福的全本《御碑亭？金榜樂》。後臺的大小角兒、班底、龍套無不興高采烈，馬老闆肯這麼出力為大夥謀福利，大家全都卯足了勁兒，準備大幹一場。第二天即刻見報，不到下午戲票全部售光，芮慶榮眉開眼笑地說：“馬老闆真有一套，大年三十晚上買了個滿堂，真是喜氣臨門了！”

1936年春，喜劇大師卓別林來上海訪問，梅蘭芳陪他及其夫人寶蓮高黛來到新光看馬連良的《全部法門寺》。當演到“行路”一場時，臺下寂靜無聲，觀眾們都聚精會神地靜聽馬連良的那段西皮慢板“ 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卓別林用右手在膝上輕輕試打節拍，津津有味地對梅蘭芳說：“中西音樂歌唱，雖各有風格，但我始終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