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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怎麼樣？”馬問。“那可太好了！我還聽說‘洋人’也要去你那裡，他的胡琴，喬玉泉的鼓，加上劉連榮的花臉，馬富祿的大丑，盛蘭的小生，好角兒全上你扶風社了，你可是天字第一號的戲班了。不過有一節，別人唱戲當老闆，為了自己多賺包銀，你這當老闆的包銀全讓‘綠葉’分了，你這‘紅花’可剩不下多少了。”葉春善感嘆道。馬連良說：“我唱戲就喜歡這種火爆勁兒，有他們幾位保著我，我還沒上場呢，臺下的情緒已經讓他們給燎起來了。我再來個‘火上澆油’，臺底下能不過癮吧？咱可不能讓人家白花錢呀！”葉春善點頭稱讚：“這戲你是越唱越明白了，讓盛蘭跟著你，我放心。”

第三章　步入輝煌（6）

所謂洋人，是指一代琴聖楊寶忠。因他愛穿洋裝，吃洋餐，拉洋琴（小提琴），又姓楊，戲班人送綽號“洋人”。他是梨園世家出身，祖父是著名花旦楊朵仙，叔伯三弟為楊派鬚生創始人楊寶森。楊寶忠11歲登臺唱老生，21歲拜餘叔巖為師。受餘師親自點撥，《擊鼓罵曹》等劇最為拿手。嗓子倒倉後，研究琴藝，不僅京胡拉得韻味濃郁，聲情並茂，而且精通西洋樂器，擅長拉小提琴及彈奏鋼琴。楊是20世紀30年代我國少有的藝貫中西的音樂大家。他曾用小提琴演奏廣東音樂《梅花三弄》，曾被美國勝利公司灌製成唱片，風行全國。

馬連良將楊寶忠請到扶風社後，待如上賓，視其為藝術上的良師益友。馬最欣賞他的地方是楊為唱老生出身，對演唱者的發聲、吐字、氣口、韻味等都有很深的理解，託腔保調，悅耳傳情。馬十分厚待楊，給他的戲份是行內最高的，而且在廣告和戲單上都註明“特請楊寶忠操琴”。還在樂隊的位置裡突出琴師專座，力捧楊寶忠，二人合作默契。楊寶忠也使馬派的唱腔在原來的基礎上更加精進、美化，更加動聽傳神、膾炙人口。扶風社也從此步入輝煌。

扶風社不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連普通的龍套演員也願意來這裡。當時各大班社自己不僱用長期的龍套班底，有事就找龍套行的“頭兒”，由他來安排。“龍套”分街南、街北兩派。“街南”即珠市口大街以南的天橋一帶，在那裡跑龍套的演員每場收入很少，但每天的場次多，積少成多。“街北”的龍套不少人經常聚集在西珠市口原第一舞臺對面的“恆升槓房”，白天為人出殯抬棺材，晚上為街北的戲園子跑龍套，生活比較貧困。

對來扶風社跑龍套的，馬連良有特別要求。第一，上臺前必須剃頭，刮臉，還要抹油彩化妝。不能像在別的班社一樣，灰頭土臉地上臺，沒有藝術美感；第二，必須把棉衣、棉褲脫去，再穿行頭，不能在臺上顯得臃腫、難看；第三，不能穿自家的便鞋，必須穿為他們特製的薄底靴，只有這樣才能在舞臺上呈現整齊劃一、美觀大方的效果。這三條在別的班社是沒有要求的，班主也認為沒必要，觀眾來看的是角兒，龍套就無所謂了。扶風社也不白要求，遵守這三項要求，都是另加錢的。另外扶風社“黑錢”給得也多。戲班中所謂黑錢，指的是龍套中一些有點技術含量的工作，給予的特別補貼。如《九更天》裡，有人需要向馬義身上“噴血”，就要加黑錢。工錢比別的戲班給得多，龍套都願意來這裡幹活。

1935年，馬連良攜楊寶忠等一行人馬赴漢口，長沙等地演出。到達長沙後，因楊寶忠在漢口有事晚到幾日，沒有人給馬連良調嗓子，當地的朋友就推薦一個叫李孟諤的青年人，唱老生的，會拉琴。調了一段《烏盆記》，又問他會不會《甘露寺》？李說：“我正在學這一段。”馬連良說：“那麼，我來一段《甘露寺》吧。”兩段唱完後，馬連良覺得非常舒服，很是高興，還說：“這大概跟你經常聽這段唱片有關係吧？”李說：“一方面是聽唱片，經常聽，一方面是喜歡您的藝術。”馬連良說：“你喜歡我的藝術，想不想跟我上北京去學呀？”李說：“那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呀！……”沒過多久，馬連良就收了這個弟子，這位李姓青年從此以後改名“李慕良”。

第三章　步入輝煌（7）

李慕良也是梨園出身，父親李趕三，在戲班裡管事，掙錢不多。家中五個孩子加上李慕良的母親及奶奶，共八口人，生活艱難。李慕良九歲學戲，因沒錢請人幫他調嗓，就自己硬來，自拉自唱，竟無師自通。閒來幫別人調嗓掙些零錢，幫補家用。馬連良知他是孝子，非常喜愛。聽他唱過幾段後，知其嗓子還沒完全變聲，就讓他去北京深造，好好地“下一下掛”。李家父母即希望兒子能跟著名師有個良好的前途，又對要遠離父母的孩子難捨難分。馬連良真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