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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大學畢業證好好學習，對自己進行教育工作。

東斜西獨走了，新生們又要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聯想到朱赫的離開，把他可能的未來與“老毒物”的未來做了個比較，我不禁覺得自己有些冷血。可是，我又不能把太多的話說出口，朱赫也許不會像“老毒物”那樣擁有一個美好而又可見的未來，也許，全是因我而起。我負責論壇將近一年，和“老毒物”相識很久，今天他終於能靠自己喜歡的本事賺錢了，我真的很高興。而我和李不曼所關心的朱赫，卻還在為他眼下的事心急如焚。

我偶爾在走廊裡看到朱赫，他已經在準備行裝了。

莫名，我心裡有種失落感，但我又安慰自己，失學的人又不止他一個，我救了這個也救不了所有。我一向都把自己當做這個世界中唯一清醒的人，現在看來，我也並不是那麼清醒了。

李小曼已經不再和我過多地聯絡了，即使上課時相互看見，也並不和我說話。雖然我並不愛她，但被自己不愛的女孩蔑視了，也不是什麼好體驗。我知道，在她眼裡，我就是一個為了錢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更別說女人了。

我想，我離坦然越來越遠了。又過了幾天，在網易的新聞版上，我看到了一位高官厚祿的老先生極為“憤青”的言論。他是這樣說的：“我們高校一天到晚都在做思想工作、德育工作，如果一個學生家裡有困難，就沒人管，學都上不下去，那還有什麼思想工作可做呢？”聽了這話，我都有種想在新聞聯播裡為他喝彩的衝動。但是言語畢竟還是言語，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於我們這樣的小人物，命運教給我們的只有順從。論壇上的同學們說得再有見地，落實到現實中，也不過是一群沒什麼主意的孩子。有的人說，一個群體人越多反而越沒有力量。

是啊，一盤散沙。

那些“大人”們給我們的話語權，恐怕也僅僅是：“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脫下來我給您洗洗吧。”我知道，他們覺得做愛大喊大叫的都是淫蕩，我們應該像花粉受精一樣默默無聲。

學會平靜。

朱赫也是。他把自己的情況和輔導員說了，輔導員告訴他：“咱們學校替學生想到了，所以我們是彈性學制，你可以去打工，先不用退學。你放心去吧，我們這兒最多可以8年畢業呢。”8年畢業，畢業時孩子都該好幾歲了。

8年，是啊，畢業就快30歲了，多好的年齡！這8年裡，我們可以出去打工，但沒有學歷的打工和農民工又有什麼區別？兩年裡可以攢下一年的學費就算老闆太有良心了。當我們用去四年時間把剩下的學費都繳上了，才發現自己竟當了四年農民工！我們畢業的時候，別的同學都已經做了四年白領了。大好的時光若被這幾年大學耽誤了，誰都不甘心。

那位部長老先生還說了：“可銀行還是不貸，但銀行不給我們也沒辦法呀！3月份的時候我們曾經和銀行簽訂了協議，可銀行藉口說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拖，有的銀行甚至明確表示不願做……”

我一直很欽佩這位已經位高權重但仍憂國憂民的老先生，他本可以保持沉默的，但是他說黨性不允許他保持沉默。這樣的好人總能讓世界變得溫暖。我不像他，很多話我是不會說的，因為說了就要做到。我可沒那有多出來的精力。但是作為朱赫這樣一個生活中的絕對弱者，若不給他一些發牢騷的機會，他怎麼可能接受呢？並不是有人說幾句牢騷話，我們就可以判定他是個“憤青”了。我很理智，我不是“憤青”。我滑得像根老油條，哪裡還有點“憤青”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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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十四（1）

朱赫一度沒有了任何幻想，中央的檔案都下發幾個月了，可是學校沒有任何反應可言。誰都知道這種事情在上層是千重浪，到了下層就是幾片漣漪了。

一天早上，李小曼打電話約我出來，我們約好了在咖啡屋見面。見面的時候，我是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的。她拿去我的筆記本，上面正好有一首我剛寫的詩。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只覺得詩才是離我最近的東西。小時候，絕口不提金錢是最高尚的，但是李小曼卻試圖告訴我，現在這個時候，誰能拿出錢來誰才是高尚的。

那詩是我獻給幾個老歌手的，已經貼在搜狐上有一段日子了。李小曼低聲讀了幾句：

獻給羅大佑，黑豹，蘇芮，伍佰

童年不在了

還有什麼會在

我想去臺北的什麼路

看那裡留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