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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皇上聯為一體，幫助皇上監督官員；而皇上則可以得天下民心，而無須加俸，無須置官，無須變法，便可以多出千百萬計的監察御史。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國家焉能不大治？”這便是貫穿整個《新宋》的主題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識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於此，而侷限性也在於此。他的改革，必須要得到神宗的支援。而且，我們真的很慶幸，他來到了一個相對來說較好的時代，不但有趙頊，還有有王安石，有司馬光，還有蘇軾。在那個隨便因為一句話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時代，這些人應該算是難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夠推動起來。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呢？石越可以改變一切，但改變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沒有去嘗試改變這個。甚至，他似乎是迷戀著明君，擔心著失寵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讀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的跡象，石越根本不想來一場“熙寧革命”。因此，在整部書中，雖然有一些民間人物出場，但是，歷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數幾位權臣的歷史。這是《新宋》主題與實際之間的巨大悖論。那麼，這是否反映了21世紀的知識精英的某種矛盾而迷離的心態呢？但我們卻不能稱之為虛偽或者軟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顯得表面化，比如，它給人一種簡單移植的感覺，我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習慣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詳的21世紀政治詞彙。我們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場合，大力倡導著“親民”與“求是”　，他提出了“國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後國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謂“民先富而後國自富”，或者說“小河有水大河滿”，這是最近這幾年中國社會的變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還勸神宗“切切以人為本”。皇帝當時甚至沒有聽懂，還反問了一句：“以人為本”？或許，讀者期望中的石越，應該更復雜一些吧，有更多的獨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麼，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會閱歷，大概還是有關係的吧。說到底，這是一部書齋小說，與一些現實類的政治小說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這裡削弱了。若要說《新宋》的缺失，則是正在此中。它消減了歷史的殘酷性和複雜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劇性，缺乏一個古老民族的蒼涼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來

由於有了石越，宋朝將會怎樣發展？靖康之恥可以避免嗎？中國以後會怎樣？還會有蒙古帝國嗎？西方世界又會怎樣進化？中國會領導一種始於11世紀的嶄新全球化程序嗎？閱讀過程中，讀者會不時產生著這樣的期待。

我讀此書的時候，在看到作者寫道，遼國上下翻譯並學習石越的《三代之治》等書，我於是設想遼國會否由此強於宋朝？最終，是遼國實現了中國的大一統？但這可能是劉慈欣這樣的人才會去寫的吧。

對於未來，其實石越本人也很無奈。他知道這樣做，是在冒險。比如，他並不知道蝴蝶效應的影響下，熙寧七年的旱災，會不會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數，若是不來，在掀起軒然大波的情況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說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殺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許還在於，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著。如作者說，“不要過分地遊離於歷史之外。以至於我有時候也會鬱悶，我為什麼不讓趙頊擁有現代人的知識，而要選一個石越去白手成名？我為什麼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謹慎的把一切技術，控制在手工業時代？”在作者看來，白水潭書院的歷史任務，也僅僅是“百川匯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這樣了。

我設想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時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與秦檜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彌遠的手下呢？則處理起來的難度或許更大一些吧？或者我們這樣設想，石越不是從21世紀初出發，而是從20世紀20年代出發呢？甚至，是從20世紀60年代出發呢？如果換了另一個人，而不是石越，這個人更有野心，他乾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這樣的君子，在現實中其實不是很少的嗎？或者，我們更需要一個能夠TF神宗的現代人，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在那個一人說了算的時代。但作者都沒有這麼選擇，他只是站在他個人的視窗前，去看待那段歷史。

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確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稱看透了現實，看破了紅塵，但小說這種文字，卻還能為這個似乎不再有懸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