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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勞動力的缺乏、生產能力的落後、海船的總運量的侷限，才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一切，歸根到底，都要歸結到有限的生產能力之上。

對於沿海地區而言，需求與價格並不是問題，產量與運輸才是癥結所在。大宋的物產，總能給西方的人們驚喜，甚至連胡椒這樣最平常不過的東西，也能在西方賣個好價錢。

但對於內陸地區而言，需求與價格都是問題，產量與運輸則是更大的問題。

窮困的農民購買力有限，商稅與關稅以及高額的運輸成本、有限的產量，都限制著價格，居高不下的價格反過來又進一步限制人們的購買力。在這裡，幾乎沒有捷徑可走。商業的繁榮必須以農業與手工業的發達為基礎，否則就是緣木求魚。

石越並沒有點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陝西路也有陝西路的長處。

在陝西一路，駐紮著總數十餘萬的禁軍。與石越出生的時空的普遍誤解不同，宋朝的禁軍享受著極好的待遇，其購買力遠非普通民眾可以相比。為軍隊服務的貿易很快便成為陝西商業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種種方便，讓商人們掏空禁軍官兵的口袋，然後他再從中厘稅，以彌補稅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陝西路還可以與西夏、吐蕃互市，這種受控制的邊境貿易雖然不能與海外貿易相比，但是邊境貿易畢竟是邊境貿易。從仁多瀚手中買到牛馬，除了滿足了軍隊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將牛租借給有需要的農戶，收取相應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僅允許民間商人與西夏、吐蕃人互市，還公然放寬數量與種類的限制，以擴大貿易總量，自己從中抽取十分之二的關稅。

這種種措施，使得陝西一路商旅漸多，做為陝西中心的京兆府長安，其商業自然也相應的繁榮起來。但是儘管如此，熙寧十二年與十三年的時候，無論是石越還是劉庠，都知道府庫其實是何等的拮据——這一點點開源的措施所帶來的收入，相比推行種種建設所耗費的錢財，以及為使民眾休養而流失掉的稅賦來說，簡直可忽略不計。

這兩個人都只是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堅持著。

石越是能夠面對現實的人。連現實的問題都不能處理好，卻整日幻想著民主與自由，這是空想家們的事情。在石越看來，與其臆想著做後世的“導師”，羊角瘋似的幻想著帶領諸夏民族走向光榮的未來，還不如踏踏實實做一個“名臣”實在。沒有今天的人，是不會有明天的。

所謂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麼？

在石越看來，一個富強的宋朝，需要一個富強的陝西。一個大陸國家，如果她的內腹地區是虛弱的，這個國家的強盛，始終只能是外強中乾。中國歷史上強盛一時的兩個大帝國都擁有強盛的關中地區，這絕非只是一種偶然。

所以，能夠讓陝西恢復元氣，這種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堅持的。

劉庠想得沒有石越深遠。

他堅持的理由很簡單，也很樸素。僅僅是出於一個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計程車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讓他堅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在劉庠看來，既然這些措施推行之後，百姓得到好處，而陝西路的官府還能夠運轉，西夏亦無邊境之患，那麼又有什麼理由可以不堅持？

一個敢於在王安石權勢熏天的時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對於自己的官運，是不會太在乎的。

劉庠偶爾會憂心的是，如果自己與石越不能堅持到成功的那一天，會不會人亡政息？但是這種憂心往往只會一閃而逝，這種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實沒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轉運使明日就會來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會放棄今日的努力。

百姓寬得一分便是一分，寬得一日便是一日。

劉庠的想法十分簡單。

這背後的努力與艱難，折可適不可能知道太多。折可適出身於武將世家，自小習武，束髮從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時間，是在陝西路的延州軍中度過的，調回河東府州，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所以，對於京兆府長安城，折可適並不陌生。他不止一次到過長安，但卻沒有一次有今日這般震憾。

雖然不再是漢唐的京城，也屢經戰亂破壞，但是長安城一直延續了它的宏大整齊莊嚴肅穆，那種規模與氣質，正如它整齊對稱的街道坊市，遍佈全城的坊牆一樣，頑固的保持下來，彷彿一千年間沒有任何改變。戰火可以燒掉它的建築，但是它卻會在一次次被破壞後，頑強的恢復自己的舊觀，那種氣質，彷彿是永恆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