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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商議——明日一早，這件事肯定要上報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彥博的諒解，體面的解決問題才會成為可能。

但文彥博的態度，讓吳充非常失望。他掩飾著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會謹慎。公文上說折可適親歷此事，他這兩日便會到京師，或許當向他詢問清楚。總之須得毋縱毋枉。”

“折可適？”文彥博愕然道：“他去長安做甚？”

讓文彥博與吳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適在次日便抵達了京師，幾乎是同時，與他一起快馬到達京師的，還有石越的奏章與種、姚二家諸將的請罪表章。在即將大舉用兵之時，忽然發生這樣的事情，讓趙頊感覺非常的惱怒。雖然這件事情因為涉及軍機，只有極小範圍內的幾個人知情。但皇帝卻不能不慎重處置。

然而，大宋朝廷彷彿天生就是異議者並存的地方。即便是隻有樞府、兵部、衛尉寺少數機構的重要長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樣會存在著意見的分歧：樞密使文彥博、同知樞密院事孫固堅持主張以軍法誅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與兵部尚書吳充則認為應當先行押監，待伐夏事了，再行處置，以免動搖軍心。此外，幾位軍隊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長官，更是乾脆認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張赦免二人，讓二人戴罪立功。

趙頊心中更傾向於呂公著與吳充的意見。雖然他並不相信種、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與實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擔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際，一般來說是應當加以恩寵的。此時誅殺其家人，是很可能會影響到臣子計程車氣，導致他們在戰場上不能盡力竭力報答皇恩。無論是先行押監，待他們立下功勞後再以功抵罪加以釋放；還是直接讓他們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場，都是收攏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這種手腕，歷代帝王將相，莫不常用。趙頊幾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後，種、姚二家諸人感激涕零的樣子。

但是，文彥博與孫固的堅決，卻讓他相當為難。而且石越的奏摺中對此也是態度鮮明。細讀石越的奏摺，根本是已經將那兩個小武臣定罪，並且是罪在不赦。

他們的理由也是很有說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諱的就是藩鎮之禍。

所謂“藩鎮之禍”，換句話說，便是武人之亂。

當年石越就曾經在趙頊面前一指見血的指出：軍隊最重要的便是紀律與忠誠。所以講武學堂首先要教給學生的，便是紀律。而忠誠則來自於榮譽與晉升。

宋朝的軍制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宋太祖以來建軍理念的一次深化與變革。宋太祖欽定的軍法，是最重視紀律與服從的。而熙寧以來的軍制改革，則更加深化了這一理念。

趙頊內心裡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見：若能將紀律與忠誠，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則國家有能戰之士而無武人之患。

因為帝王的權術，而犧牲掉軍隊紀律的權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與長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孫固對著皇帝說起話來，簡直可以用“放肆”來形容，趙頊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著幾乎濺到自己臉上的唾沫星子，一面聽著孫固激烈的話語：“陛下，若為市恩於下，而敗壞法紀，實是鼠目寸光！為人主者，只須賞罰嚴明，則臣下自然心服。當賞不賞，當罰不罰，皆肇禍之由……”

“不然！”吳充不待孫固說完，便插言反駁道：“凡事有經有權，國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豈是無因？曾無可憫處？且押後處置，亦非不罰，不過權宜之計，以免沮喪邊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筆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變通？孫大人此言，實是法家之語。商申之術，乖離聖教，何足為恃？”

“陛下！”孫固正眼都不看吳充一眼，向趙頊拱手欠身，厲聲道：“吳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語！微臣自束髮受教，未敢有違聖人之訓者。《論語》有云，‘政者，正也。’《貞觀政要》有言，‘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又云，‘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以之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若‘罰不及於有罪’，‘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權術馭下，而有貞觀之治，為一代聖主。奈何為大臣，竟欲導陛下去誠信而用權術哉？況且唐之藩鎮之禍，豈是一朝而成？蓋亦是驕兵悍將，恃功賣寵，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漸，致使法度漸壞，終不可救。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漸之時！”

“吳充為大臣而不知大體，以邪術導人主，臣請陛下，速遠此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