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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特別法庭，徹底調查案情，嚴正地執行各罪犯應得的懲罰。”

這本來沒有什麼。但他在文章的最後提到了誰該為學生的死負責的問題。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麼鼓動者呢？

他舉例說女師大有位叫做楊得群的女士，來自湖南，家境不好。

楊女士在師範學校畢業後，教了六七年書，節衣減食，省下了一千多塊錢，到北平求學。

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佈告。停課一日，叫學生都去請願。

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迴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衛隊一放槍，楊女士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也中彈而死。

一個好好來北平求學的女子就這樣死掉了，誰該負責呢？

於是。陳原認為這樣激烈的請願抗議活動就不應該讓女人和孩子參加，那些鼓動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樣的言論在全國一致聲討段祺睿政府的聲浪中顯得獨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評，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動者，認為陳原汙衊學生的正義行徑，是幫段祺睿政府脫罪，是軍閥政府的幫兇。

魯訊同樣是一位鼓動者，他曾鼓動青年走掀翻桌子、廚房放把火的決絕道路。

但是出於私情，也不想見到熟人因此吃虧。

1925年4月，他在給許廣評的信中這樣寫到。

“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麼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於無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發了魯訊和陳原之間一系列的筆戰。

在這種全國輿論譴責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陳原自然在論戰中敗北，成為被人口誅筆伐的物件，還被扣上了反動的帽子。

後來只能離開北平，遠走武漢，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這一時期，不少作家都寫文章參與討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國的女子》中對犧牲的學生給予極高評價，並稱“‘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