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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機，三個四個一夥去素食館吃飯大肆談笑而感到好奇。我曾一次去某道院想抽一簽，才進山門，一髒袍小道即高聲向內殿呼喊：生意來了！氣得我掉頭就走。但初一十五日廟觀中的香火旺盛，而平日在家設佛堂貼符咒卻仍是許多人家的傳統。他們信佛敬道，祈禱孩子長大，老人長壽，仕途暢達，生意茂盛，甚至獵豔稱心，麻將能贏，殊不知佛與仙是要感謝的，透過自己的生命體驗佛道以及上帝的存在而知道我是誰我應幹什麼。隋唐的時候，長安城裡是有一個三階教的，宣揚大乘利他精神，主張苦行忍辱，節衣縮食，救濟貧窮，認為一切佛像是泥胎，不需尊敬，一切眾生才是真佛，願為一切眾生施捨生命財物。開創三階教的信行早死了，其化度寺也早毀了，但我倒希望現在若還有那麼個寺院也好。

俗言講，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城市何嘗不是這樣，尤其像西安這樣的城。因看過國外的一份研究資料，說凡是在城市呆三代人以上的男人一般是不長鬍須的，為了證實，我調查了數量相當的住戶，意外地發現，真正屬於五代以上的老西安戶實在罕見。毛澤東有一句軍事戰略上的術語：農村包圍城市，而西安的人口結構就是農村人進駐城市成為市民，幾代後這些人就會以種種原因又離開了城市，而新的農村人又進住城市，如此反覆不已。但現在是居住在城裡的市民，從二三十年代開始，意識裡就產生了偏見，他們瞧不起鄉下人，以至今日，兒子或女兒到了戀愛時期，差不多仍是反對找城裡工作原籍在鄉下的物件，認為這些老家還有父母兄妹的人將來負擔太重，而且這些親戚將會沒完沒了地來打擾。即使是父母俱在城裡的，又看不起北門外鐵道沿線的河南人和說話鼻音濃重的已是城籍的陝北人，認為他們性情強悍、散漫，家庭責任心不強。其實，河南人在西安起源於黃河氾濫而來的難民，現已成為西安極重要的市民一部分。陝北人源於解放初期大量革命幹部南下，這兩個地區的人勤勞、精明，生存能力和政治活動能力極強。西安基本上是關中人的集中地，大平原的意識使他們有著排外的思想，這也是西安趨於保守的一個原因。

在我的老家商州，世世代代稱西安為省，進西安叫做上省。我的父輩裡，年輕的時候，他們挑著菸葉、麻繩、火紙、瓷器擔子，步行半個月，翻越秦嶺來西安做生意，生意當然難以維持多久，要麼就去店鋪裡熬相公，要麼被人收攬了組織去銅關下煤窯。更多的，是夏收時期來西安四郊當麥客。這些麥客都是穿一件灰不嘰嘰的對襟褂子，登一雙草鞋，草繩勒腰，再別上一個布口袋裝著一個碗和炒麵，手裡提著一把鐮。他們在太陽如火盆一樣的天底下，黑水汗流地為人家收割麥子，吃飯的時候，主人一眼眼看著他們吃，還驚呼著都是些餓死鬼嘛，一頓要吃五個饅頭！麥客們或許來早了，來晚了，或許正逢著連陰雨，他們就成堆成堆聚在街頭簷下，喝的是天上下的，吃的則瞧著飯館裡吃飯人有剩下的了，狗一樣竄進去，將剩飯端著就跑。當然，羅曼蒂克的事就在萬分之一中發生了，我老家村子裡就有過，是北郊一個年輕的寡婦看中了她僱用的麥客，先是在麥垛後偷情，再後來堂而皇之入贅，麥客叼著菸袋住在炕上成為這家男掌櫃了。那時的商州是種大煙土的，老家的人講過去吸菸似乎很難上癮，不像現在吸白麵，一吸上就等於宣佈家破人亡了。也有想在當地當土匪而來西安弄槍的，四十年代，商州的兩股土匪真的都是因在西安偷盜過一枝槍而回去發展起來的，也有一個在西安買通了部隊的軍需，購得了五枝槍，而出城時被查出，結果被殺，腦袋掛在城東門口。

吸毒、賭博、娼妓在西安的三四十年代是相當嚴重的，一般的有錢人家過紅白喜事，重要客人進門，先招呼上炕，炕上就擺有煙燈煙具。戲班子裡的藝人，唱紅了的多有煙癮，臺下面黃肌瘦，哈欠連天，吸幾口上臺了，容光煥發，精神抖擻。許多當局軍政要員暗中都做煙土生意。至於嫖娼，開元寺的高等妓院由兵士站崗護衛，出入的都是軍政界、商貿界、金融界有錢有勢者，據說胡宗南就患有花柳病。我見過一位雞皮鶴首的老妓女，她談起來，最感榮幸的是曾經接待過胡宗南。

城市是人市，人多了什麼角色都有，什麼情況也出，凡是你突然能想到的事，城裡都可能發生。西安城裡流動著大量的農村打工者，數處的盲流人員集中地每日人頭攢擁，就地吃住，堵塞交通，影響著市容。麥客在五月下旬就進城了，而販菜的、賣炭的、拾破爛的沿街巷推車吆喝，天至傍晚，穿著露而豔的妓女撅著紅嘴唇拎著小皮包就開始奔走各個夜總會和桑拿房去。我在戒菸所裡採訪那些菸民，一個美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