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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脫光了示眾似的難受和尷尬。我心痛起來，想起我在鄉下當農民的情景：那時我淪為可教子女，每日涉河去南山為牛割草，有一次才黑水汗流地背了草揹簍到河堤上，瞧見已經參加了工作，穿著制服騎了腳踏車的中學同學，我連忙連人帶揹簍趴在河堤後，不敢讓人家看見。我立即搖手示意宗林不要拍攝了，拍攝這些鏡頭有什麼精彩的呢，難道看著同我們一樣生命的卻活得貧困的人而去好奇地觀賞嗎？

拖拉機嘟嘟嘟地開遠了，戈壁灘上天是高的，路是直的，能清楚地看出我們生活的地球是那樣的圓，而且天地有了邊緣，拖拉機終於走到了最邊處，突然地消失———我感覺到邊緣如崖一樣陡峭，拖拉機和人咕咚全掉下去了。這數百里沒人煙的地方，淘金人走了多久，路上吃什麼喝什麼，夜裡住在哪裡，淘出的金子由誰掌管著，剛才在我們圍觀和拍攝時掌金袋的人是何等的緊張，而那數月裡所淘取的金子又能值多少錢呢？賣了金子分了錢，是買糧食呢還是扯一身衣服，或許為著找一個媳婦吧。我給大家講一個我的老師去美國訪問時的故事，老師在一處海灘上碰見了一個美國男人推著小兒車，小兒有兩歲左右，非常可愛，他就對那男人說想和小兒拍照留影。那男人說你等一下，便俯下身對小兒嘰嘰咕咕了一陣。老師是懂英語的，他聽見那男人在說：邁克，這個外國人想和你照相，你同意嗎？小兒說：同意。那男人才對老師說兒子同意了，你們拍照留影吧。

我說的故事是在講了對人的尊重，宗林反駁說咱們現在還用不著那一套，生存是第一位的，我或許那樣拍攝讓他們難堪，但拍攝出來讓更多的人看見了來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而不是去取笑和作踐他們，我當年未參加工作前，在鄉下去拉煤，比他們還悲慘哩！宗林說的是真情，他小時是受過罪的，我何嘗不是這樣呢？出生於農村，考上大學後進入城市的單位，再後是坐在家裡寫作、玩電腦、炒股票、交往高科技開發區的一批大老闆，如果說農耕、工業、資訊三個文明形態是一個時間的隧道，那我就是一次穿越了，而不管我現在能爬上了什麼高枝兒，我是不敢忘也忘不了生活在社會最基層的人。我說，我什麼苦沒吃過，你這些鏡頭應該是為慶仁他們拍的。

“　要我像金娃子這麼活著？”慶仁歪著頭，“　我就一頭撞在石頭上死了！”

“　鬼怕託生人怕死，”小路說，“　人是苦不死的，你要到了他們這個份上，你也是掙著掙著要活下去，不但自己活下去，還要想法兒娶媳婦生下孩子，一溜帶串地活下去。何況，瞧你這樣子，當和尚是花和尚，當日本人也是朝三暮四郎。”

“　我有你那麼騷嗎，我只是狂醜了一點。”

汽車中的浪話又開始了，我掏出了日記本，在顛簸中記下了小路的話，並寫道：絲綢之路就是一條要活著的路啊，漢民族要活著開闢了這條路，而商人們在這條路上走，也是為了他自己活得更好些，我之所以還要走這條路，可以說是為了我的事業，也可以說是為了她吧。

路是什麼，這重重疊疊的腳印（1）

離開西安的那天，恨不得一日能趕到天水，當八百里關中平原像一隻口袋一樣愈收愈緊，渭河在兩道山巒之間夾成了細流，這已經是走過了天水、秦安、甘谷、武山和渭源，走過了，卻覺得西安的宏大和繁華。坐在西安城裡寫鄉村，我是已經寫過了一系列關於商州的故事，如今遠離開了西安，竟由不得又琢磨起了這座我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古都。兩千年前的漢朝和唐朝，西安在世界的位置猶如今日美國之華盛頓吧，明清以後的國都東遷北移，西安是衰敗了。日暮裡曾同二三文友去城南的樂遊塬聽青龍寺的鐘聲，銅鐘依舊，鐘聲卻不再悠長，遠處的曲江已沒花紅柳綠，我們也不是了司馬相如或杜牧，———寒風悚立，仰天浩嘆，忽悟前身應是月，便看山也是龍，觀水水有靈，滿城草木都是舊時人物。前些年，突然風傳城西南的一家賓館門口的石獅紅了眼，許多市民去那裡燒紙焚香，嚷嚷著石獅紅眼，街巷要出災禍了，雖然街道辦事處的幹部數天裡驅散著去迷信的人群，我還是去看了一回。我並未看到石獅是紅了眼的，但石獅確實是一對漢時石獅，渾圓的一塊石頭上，粗獷地只刻勒了幾條紋線，卻形象逼真，精神凸現，便想這石獅會成精作怪的，它從漢代一路下來，應是最理會這個城市的興衰變化的。出發的前一天，在家看戲本《桃花扇》，戲裡的樵夫唱：“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便覺得這樵夫是在為這個城作總結。也就在剛剛合上戲本，一位朋友送來了一隻大龜，是在舊城改造時，於拆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