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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事實是，在西安或陝西任何縣市，論起“　一枝筆”或“　筆桿子”皆是專門為黨政機構起草檔案的為領導寫報告的人。這些人所處的角色甚為難堪，在官場上他們是文人，在文壇上他們又是官人。即使是純粹的文人，在政治的舞臺上，亦往往有兩種情況出現：要麼奴顏婢膝，順風俯仰，成為附庸；要麼硬骨錚錚，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在江南的一個古驛站裡，看到過乾隆皇帝南巡時當地接駕的資料，地方官員除了彙報政務，進貢土特產外，其中有安排本地方的秀才獻頌詩三十首的記載。這種遺風沿至當今，恐怕是再沒有這樣的詩人了，但往往有大人物到了某地，地方卻必會召集一些書畫家到賓館作書作畫的。歷來的文人在這方面留下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從而定位了其品行和個性。據說齊白石在北京，吳佩孚當局了，他畫一個鷹送去，蔣介石在京了，他畫一個鷹送去，等到毛澤東住進北京城了，他還是畫一個鷹送去，他的意思是：你們都是大英雄，我只是畫畫賣錢的，我不反對你，你也別影響我。清初三大鴻儒之一，西安的那個李顒，康熙三十年裡加以徵召他都是堅決拒絕，說得好聽些，他以一顆野心被白雲纏繞和松風吹冷功名心為由，鬧到僵時開出病歷單寄給朝廷，以致陝西地方官“　至縣守催”。對他的醫師和鄰人“　脅以重刑”，甚至派人用板床把他從富平抬到長安城來逼其就範。他絕食五天，滴水不進，臥懷白刃，誓欲自裁。陝西總督哈佔不得已才同意以病重為辭回報康熙。在三四十年代，正是戰亂歲月，西安的一批文化人，他們並不是共產黨員，卻也做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畫家趙望雲斷然不肯為軍閥權貴作巴掌大的畫幅，豪屋不住，美宴不赴，你來硬的威迫，我惹不過我可以躲過，連夜西去敦煌。秦腔名角王天民到寧夏演出，馬鴻逵要贈他一院房屋，要送他一萬餘元等優厚條件留他在自己身邊唱戲，王天民就是要回西安。名劇作家範紫東、孫玉仁都是才高八斗的人物，數十年改編舊戲，編演新劇，宣傳民主，愛國反帝，其作品成為秦腔乃至中國近代戲劇史上的經典劇目。吳宓晚年回到了陝西老家，別人見風使舵“　緊跟形勢”，他卻敢講“　批林，我沒有意見，因為我不瞭解，但批孔，絕不可以，因為孔子有些話是對的”。以致“　反動學術權威”又加上了“　現行反革命”的罪責而受迫害，最後雙目失明，左腳殘廢，含冤死於冰冷的土炕上。

四十年代末，商南縣有位姓王的縣長，系省主席的侍衛員，憑主僕關係被外放縣長，到任後貪贓枉法，無惡不作。西安有家文化通訊社報道了此事，一時社會轟動，輿論大譁。該縣的議長在召###議討論時，姓王的縣長突然破門而入，質問誰是揭發人，即拔槍射擊，議長當場斃命，副議長越牆逃命，又被擊中。血案的訊息傳到西安，省副議長在會上斥責“　古今中外，無是政體”，文化社再次刊印副議長講話，陝省當局大為震驚和尷尬，迫於輿論壓力，將王押解西安法辦。更有一家《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的報紙，經常揭露省、縣行政當局貪汙舞弊及有關施政方面的種種黑幕，尤其抗戰勝利後，堅持反對內戰，呼籲釋放全國###，釋放楊虎城。因此西北王胡宗南親自聽從省當局特別彙報，研究整治方案，封鎖扼殺，指使特務強迫西安市報販不準賣《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並由各警察分局秘密通知各商戶不準訂閱該報，不準在該報登載廣告。但是，讀者訂不到報，親自到報社取報，郵局把報扣了，報社就將鐵路公路沿線的報紙交給每日第一班車上的司機代送。當局見軟的不行，最後便糾集一夥暴徒砸搶報社營業部，要放定時燃燒彈焚燬印刷廠，並派人以車撞斷總編輯雙腿，將記者堵在巷子以辣面子、石灰撒入嘴和眼中，直至最後綁架著名報人李敷仁，秘密殺害報紙創辦人杜斌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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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14）

我常常想，城市是什麼，是一堆水泥和擁擠的人群。當我們是騎腳踏車的上班族時，我們反感著那些私家小車和計程車呼嘯來呼嘯去地常開在腳踏車的道上，而當我們有了錢能搭乘計程車，甚或有了自家小車，又總是討厭騎腳踏車的人擋住了車的去路。幾乎人人都在抱怨著城市的擁擠、吵鬧和空氣汙濁，但誰也不願自己搬離城市。大白天裡，車水馬龍，人多如蟻，可到了夜裡街燈在冷冷地照著路面，清潔工抱著掃帚有一下沒一下地划動，偶爾見到夜市上歸來的相互扶著的醉漢和零星的幽靈一般倚在天橋上的妓女，你無法想象，人都到哪兒去了呢？為什麼竟沒有一個走錯了家門呢？西安的街巷佈置是整齊的“　井”字形，威嚴而古板，店鋪的字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