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3/4 頁)

的漢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獄到了日本，還是這套漢服，不過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後來就乾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們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樣子。

革命了，革命黨人第一個社會改良步驟，就是剪辮子。在變衣冠上，倒沒有太多的用心。無論是孫中山的中山裝，還是章太炎的漢服，都沒有被封為正統。大家還是原來穿什麼，還穿什麼。只有浙江章太炎個別的同鄉，才會穿出明朝的服裝迎接革命，頭上還戴著方巾。但是，參加革命的會黨中的某些人，卻感到有變變服裝的需要。最受他們青睞的漢服，是戲服裡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一身黑，紮上彩色的帶子，帽子或者頭巾上再結一個大紅的絨球，精神。就跟戲臺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革命剛成功，漢口和長沙街上，就出現了不少這樣的英雄豪傑，四川、貴州的會黨，也大抵如此，對戲裝有著強烈的愛好。在他們看來，這才是漢官威儀。當然，在陝西的會黨看來，武生的裝束，顯然威儀不夠，於是，他們坐堂審案，找來了戲服裡的蟒袍玉帶，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劇裡的包公一樣。四川獨立，保路運動的首領蒲殿俊做了都督，人們傳說他頭戴紫金冠，插著野雞翎，身穿大紅袍，腰圍玉帶，腳上還蹬雙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別鍾情於道袍，他們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禮，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來，展示自家的漢官威儀。正巧，那時候也有一些人為了避免被革命黨剪辮子，戴上了高帽子，遠遠望去，跟魯迅筆下的無常似的。高帽子和寬道袍，其實正好配對兒。

幸好，革命黨人並非像人們傳說的那樣，革命是為了恢復明朝，為崇禎皇帝戴孝。會黨雖然人數不少，但畢竟不是革命黨的主流。戲班子裡的戲服也不夠多，沒法滿足人們恢復漢官威儀的慾望。因此，我們看到，革命後的革命黨大人物，穿得最多的，還是西裝和袍褂。只消把辮子剪了，不讓外國人笑話，也就行了。■

參加革命的會黨中的某些人，卻感到有變變服裝的需要。最受他們青睞的漢服，是戲服裡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會黨雖然人數不少，但畢竟不是革命黨的主流。戲班子裡的戲服也不夠多，沒法滿足人們恢復漢官威儀的慾望。

簫聲劍影：劉緒貽口述自傳（一）（1）

劉緒貽　口述；餘坦坦　整理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從“素王”之志到五四之子

文┃墨斗

在年輕人看來，老人的經歷常常是不可思議的，不獨因為年代相隔太遠，更是因為生活節奏和內容變化太快，以至於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思議。而中國人，也不像赫爾岑、帕納耶夫、愛倫堡、納博科夫這一票*俄國人那樣善於敘說一個個橋段血肉豐滿的回憶故事，中國人的*文學性很少有強的。他們往往不喜編織，只求寫出一個印象，因此“二三事”式的散章較多，一句話能交待清的事情，決不贅上三四句描寫。現代有名的文人如鄭超麟、巫寧坤，再如歷史學者劉緒貽先生的*，均是如此。

現年98歲的劉緒貽毫無疑問已離我們太遙遠了，遠得彷彿另一個星球上的人，他的口述回憶被文字錄入後在學術上具有“史料價值”。少年的時候，劉緒貽在他湖北的老家半耕半讀，就懷上了一種聽起來很陌生的抱負：當“素王”——今天最接近這個詞的術語是含義曖昧的“意見領袖”——像孔孟一樣以立言為志業，憑價值觀引導萬民。他的父親做了一下規勸的努力（“古往今來，有幾個孔子？”）就放棄了，因為兒子的決心看起來那麼堅不可摧：“孔子死後不到一百年，不是又出了一個孟子嗎？”

我們現在看生在“舊社會”的那些人，似乎立起志來一個個都那麼容易，那麼斬釘截鐵，而對過六七十年後出生的人來說，彷徨才是最大的事實，人的價值落腳在了持之以恆的不滿上。我讀劉緒貽這本《簫聲劍影》——這個書名寄託了他對龔自珍的畢生傾慕——總是思忖起李澤厚所謂的“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在我看來，那一代知識精英不管政見和學術立場上有多大的分歧，內心都共享著這種變奏所激起一種持續畢生的緊張：他們一生都在思考，自己埋首的志業是否回應、如何回應時局的要求，即便救亡的使命日後完遂，這種緊張依然在激發他們對現實作出極具感*彩的反應。這與現在，我們必須靠著不斷提問、等待別人的回答或辯難來活著是多麼不同。

中學畢業後，劉緒貽先是有機會上清華進修（他在書中老老實實承認年華虛度，被苦戀耽擱了），後又進入寫下了教育史上一大傳奇的西南聯大，他的導師裡有馮友蘭、吳文藻、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