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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影響司法公正。由於法官定期改選，每起案件的判決結果都可能影響到法官的個人利益，自然會動搖人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有問題的是法官選舉制度本身，而非競選言論。　其實，奧康納*官一直對法官選舉制度有意見，認為這種做法有可能導致法官被政黨或利益集團操縱，不過，作為*官，奧康納只能透過判決意見提出看法，不能有所作為。退休之後，奧康納無官一身輕，從2008年開始，即提出“拯救我們的法院”的呼籲，積極參加各州法官選舉制度的改革工作。

筆者部分贊同奧康納*官的意見。的確，既然是競選，候選人當然應表明本人在重大司法問題上的立場，否則，選民根本沒有辦法做出理性決斷。比如，一個候選人不可能只是大談特談自己將如何如何恪盡職守、依法辦案，因為選民期待的，是他對墮胎、持槍、種族平權或死刑等問題的立場闡述。然而，這種闡述，很可能被理解為一種變相的承諾。如何能令法官不會因顧忌對選民的承諾而不敢依法判決呢？筆者認為，除了改良法官選舉制度，解決這一問題的另一關鍵，仍是法官的任職終身制。如果法官一旦選上，便能終身任職，自然不會考慮兌現承諾或回報選民之類的問題，司法公正足以得到保證。■

無論聯邦法官還是州法官，都不代表人民、政黨、社群或個人，而是代表法律本身。法官的任務，是依據個案事實，中立適用法律，必要時甚至要違背多數人民意志。

又見漢官威儀

衣服和頭髮，往往會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關係。孔夫子感謝管仲，說是沒有他，我們就披髮左衽了。也就是說要跟蠻夷梳一樣的髮式，穿一樣的衣服——從左邊開襟。但是，後來五胡亂華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們，在多數情況下並不要求漢人跟他們一樣，有的時候，反而他們要學漢人。看來，這些胡人並沒有怎麼把孔夫子的話當回事，在衣服和頭髮上，態度相當含糊。這種含糊，一直保持到滿人入關。真的較真的蠻夷，熱衷於以夷變夏的種族，就是滿人。他們用武力強迫漢人改髮式，變衣冠。把頭髮大部剃去，後面留一點編成小辮子，衣服自然也要隨他們——左衽。

對於腦袋頂上的頭髮，漢人軟磨硬泡百多年，最終把髮式從大部剃掉變成只腦門前象徵性剃去一小部分，實現了七折左右的復辟。而衣服，卻沒有半點恢復的跡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時候，換上明朝的袍子——據說這是明亡之際漢人的最後抵抗，所謂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給誰看呢？這種漢服，連象徵意義都微乎其微。也許，經過滿人兩百多年的統治，絕大多數漢人，對於衣服和頭髮的政治變革，已經習慣了。如果不是洋人進來，非要嘲笑中國男人腦後的辮子像豬尾巴，沒人覺得這辮子有什麼不好。很多人還認為，一條油光錚亮的大辮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論嫁時女孩偷看見未來男人有一條這樣的辮子，多半是會感到高興的。至於左衽的胡服，對於多數人來說，其實穿著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帶鉤之後，人畢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邊扣或者解開扣袢，要比反過來用左手方便得多。人們不僅習慣了留辮子，更習慣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國了，人們無論男女，還是以滿人的胡服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對襟短衫（即今天被我們稱之為唐裝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滿人所賜。據說民國時，陳叔通穿著袍褂，穿著西裝的留學生回來見他，說你為什麼還穿這個？陳叔通說，你穿的是什麼？留學生說，我穿的是外國服。陳說，我穿的也是外國服。

在革命黨人，尤其是光復會出身的人眼裡，漢人早在滿清入關之際，已經亡國了。章太炎自稱是“*遺民”，即使孫中山三*義中的民族主義，也視滿人為外族，所以要驅逐韃虜。自然，滿人強迫漢人留的辮子，著的胡服，都是夷變夏，民族恥辱的象徵。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黨人在服飾上，對於辮子往往比較更在意一點。儘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為實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對於衣服，卻要馬虎得多。即使在國外穿西裝，回國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長衫。孫中山仿照日本的學生服，設計了中山裝，但真正流行，得在後來國民黨主政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力主穿中山裝的，是立志改革國民黨的藍衣社，是他們把中山裝變成了“幹部時裝”，即便如此，天天穿中山裝的，往往也是黨部人員。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際，真正變了服裝的，據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蘇報案發的時候，據當時的報紙報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實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據古禮設計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