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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來，而且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使人一頭霧水，即便是歷史學家，也常常需要經過考證，才能找到出處、原意，然後再來揣度毛的本意和動機，造成一種“從來天意高難問”的玄妙感。從而使人們仰之彌高，懼之日甚。

五、五個來源

前面我們講了毛澤東詩詞的高蹈和精妙，講了以詩詞為表徵的毛澤東文化底蘊的深邃和博大，那麼其文脈何來？下面，我嘗試著從五個方面對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澤東的天賦個性。

前面我們在第三部分講毛藝術風格的第一個特點“豪放大氣”時，舉了毛16歲的《詠蛙》詩為例，說明了他的霸氣。這是與生俱來的，現在又有資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詩作，他13歲寫的《井贊》：

“天井四四方，周圍是高牆。

清清見卵石，小魚囿中央。

只喝井裡水，永遠長不長。”（57）

表明他渴望挑戰艱險，搏擊風浪的人生信條，他的遠大志向從小就異乎常人，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這些詩作今天其實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筆，大有疑問。但這並不重要，人們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因為這些詩作和出自青年毛澤東手筆的《沁園春·長沙》和《湘江評論·發刊詞》等詩文中的磅礴大氣如出一轍、一脈相承。這就是天賦個性。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已多有論述，這裡點到為止，而且，毛澤東的性格極富挑戰性和鬥爭性，愈挫愈奮，壓迫愈深、反抗愈烈，鮮明地體現在他的鬥爭和創作生涯中。這就要說到下一個問題。

第二、源自毛澤東的鬥爭實踐。

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這就是毛自己的創作體會，他的創作實踐和創作理論相互發明、相互應證。首先是毛壯麗奇偉的一生，給他的創作提供了絢爛奇譎的源泉，這一點，我在前面多有闡述，此處從略。其次，縱觀毛60年的創作生涯，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從量和質兩方面來看，都大致可以說，他的創作，中青年時期勝於老年時期，建國前勝於建國後，戰爭年代勝於和平年代。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我來作一個簡單分析。

毛澤東詩詞的一種解讀（24）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詩詞創作的高峰在兩首《沁園春》之間，即1923年到1936年約13年期間。而這十幾年，是毛個人和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可以說，內憂外患，兇險莫測，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創作的條件和環境更加無從談起。但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此中表現出來，巨大的壓力帶來巨大的反彈，毛的詩情空前迸發，前後寫下了《賀新郎·別友》、《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反第二次大圍剿》、《菩薩蠻·大柏地》、《採桑子·重陽》、《清平樂·會昌》等經典之作。尤其是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寫出了《十六字令·山》、《憶秦娥·婁山關》、《清平樂·六盤山》、《七律·長征》、《念奴嬌·崑崙》等華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幾年相對平和安定的環境中，毛反而詩情淡然，詩作甚少，除一首《沁園春·雪》之外，乏善可陳。

這種現象，毛澤東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澤東訪蘇的專列上，蘇聯漢學家、翻譯費德林當面向毛表達他對毛在長征途中所寫詩詞的讚歎時，毛說：“現在連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當一個人處於極度考驗，身心交瘁之時，當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的時候，居然還有詩興來表達這樣嚴峻的現實，恐怕誰也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當時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倒寫了幾首歪詩，儘管寫得不好，卻是一片真誠的。現在條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寫不出來了。”（58）其實，如前所述，這就是毛澤東的性格使然。同時，也符合藝術創作規律“文章憎命達”，“寫憂而造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

我說的屈原代表的就是兩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謂“吳頭楚尾”，其風格就是比較瑰麗，浪漫，奇異，神秘，舉一個時髦的音樂人的例子，那就是譚盾。現在譚盾是在西方最有影響的華人作曲家，大家可能聽過他的電影音樂《臥虎藏龍》，交響樂《水》、《地圖》，你可能記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種神秘詭異可能讓你揮之不去。但這也恰恰是打動和征服西方聽眾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們學院音樂系給研究生講課，問到他們譚盾的音樂素材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