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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在以審美對山水之中這也仍有著以玄對山水的意味，但也正如他的《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的名句“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一樣，呈現給讀者的並不僅僅是刻畫得如在目前的景色，引得讀者詠味不已的更有詩人在大自然中彷彿找到了自身生命存在的雋永意味。

二謝的山水詩作，因其這種意味，都成為後來“神韻”討論的賞析例證，但二人的作品都有“有句無篇”的弱點，尚未能做到風格完整，流注一氣。這是由於“山水不足以娛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憂”所致。謝靈運一生都不能忘懷政治權勢，晚年也是因政治原因被捕被殺，謝眺也是任吏部郎時因事牽連，下獄而死。此時描寫山水田園最為誠摯、最顯本色、最有韻味的還是大詩人陶淵明瞭。（2938）

六．陶淵明：“懷抱曠且真”

二謝的山水詩作，因其這種意味，都成為後來“神韻”討論的賞析例證，但二人的作品都有“有句無篇”的弱點，尚未能做到風格完整，流注一氣。這是由於“山水不足以娛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憂”所致。謝靈運一生都不能忘懷政治權勢，晚年也是因政治原因被捕被殺，謝眺也是任吏部郎時因事牽連，下獄而死。此時描寫山水田園最為誠摯、最顯本色、最有韻味的還是大詩人陶淵明瞭。

南朝人一般不重視陶詩，嫌它質樸少文。《文心雕龍·才略》提到了當時很多詩人，但沒有提到他；鍾嶸《詩品》以他為中品，說“世嘆其質直”。然而，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讚揚他：“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於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這個把握是相當深刻的。陶淵明的歸隱，無疑是基於一種深刻意識到的個體生命本身之可貴，一種精神自由的渴求。在二十九歲出仕後的十餘年裡，他以祭酒、參軍之類的小官身份在官場周旋，所感到的就是“志意多所恥”和“違己交病”。“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與當時相當多計程車人一樣，愛慕自然，企慕隱逸，願意於其中找回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這種思想一直是他心中的情結。當他終於以一聲“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的慨嘆結束了八十餘日的彭澤縣令而歸田時，心靈上的安逸，精神上的自由成為了最後的選擇，此後雖屢有徵召勸說，他也堅不出仕。“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他這種潔身自好，“委運乘化”的人生哲學發自內心、毫不做作、毫不勉強，絲毫沒有將歸隱作為“終南捷徑”的意思。所以，在他的詩作中，那種人的精神獲得自由後，人的生命與大自然相融，人對生命的領悟質樸而又深遂，由此而得的人生真意、人生滋味沛然而出。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習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第五）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讀〈山海經〉第一》

歸隱的二十多年中，陶淵明的物質生活並不總是悠然自得，他也並不能總是“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也的確是心情的另一面（雖然魯迅於《題未定草》中談過陶淵明性格的這一面後，這一點似乎被過分強調了），但他的基本精神狀態是自由而恬靜的。儘管他沒有用“神韻”之類的表述要求過詩歌，但他的詩作卻是真正具備了後來詩歌“神韻”之說所要求的那種精髓實質：這一方面是由詩人所體味到的山水之“神韻”，山水景色那種彷彿也有著生命和性格般的活力和靈性，另一方面則詩人自身之“神韻”，那種超拔脫俗的生命意識，那種“手揮五絃，目送歸鴻”的情思，那種流遠飄逸的審美心態。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