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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說明近代化是很艱難的，最難的是修鐵路，1874年，日本就開始向臺灣挑釁，有點想侵略臺灣的意思。李鴻章辦洋務，知道鐵路很重要。他有一次到北京見到恭親王，說要修鐵路。恭親王說是應該修鐵路，但是阻力太大，我都不敢提這個事。李鴻章就建議他跟慈禧太后提。恭親王就笑笑說其實太后也不敢做主。後來，這個事情就停下來了。但是，李鴻章已經開始有一定的權力，他逐漸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比如唐山挖煤，挖煤就要用鐵路來運，他就悄悄的建了一段幾十公里長的小鐵路。他讓一個英國工程師把一些廢舊鍋爐改成蒸汽機。當時遇到了全體人員的反對，從當地士紳到官吏到老百姓。因為這種事情被看成是破壞風水的，所以開始就沒敢讓蒸汽機跑，而是讓騾子拉著幾個車廂運著煤在鐵軌上跑。

另外還有架電線，大家知道，中國近代一直被外國侵略，電線傳輸軍事情報很重要，所以李鴻章談判時常常說，我們談判傳遞個訊息要來回一個月半個多月，別人一瞬間就能完成，我們老處在被動地位，也應該架電線。這也遇到了巨大反對，很多人都有奏摺，我現在不好引了，沒有帶來。

從反對修鐵路到反對架電線，最重要的是還是因為這些東西是西方的。當時認為西方是君主和人民互相爭利，他們以利為主，所以要修鐵路。我們中國是皇上為天子，不和民爭利，就不需要修鐵路。慈禧太后都不敢同意，因為她知道反對的人太多。但洋務派悄悄的修了一點。直到19世紀末的時候，這時情況已經很緊急了，慈禧大概也覺得不修不行了，但她也不敢一下子下決定，於是讓大臣們討論應不應該修。爭論了很長時間，半年後，還是主張修鐵路的大臣佔了大多數。從1874年李鴻章第一次提出要修鐵路，到1898或1899年清政府正式同意修鐵路，經過了將近二十多年的時間。這20年在中國近代軍情緊急的情況下，是很重要的20年。

之所以後來慈禧同意修鐵路，跟李鴻章他們在背後的運作有關係。那時慈禧最寵信的親王是醇親王奕譞，就是光緒皇帝的父親。李鴻章他們透過種種活動讓奕宣支援修鐵路，他再去說服慈禧，這才達到了目的。

“洋務運動”辦得很不順利，阻力重重，但畢竟還是把大機器引進了中國，並且把學校辦起來了，翻譯很多西方的聲光電化方面的書籍。在”洋務運動”過程中，修鐵路或是辦軍工廠，需要有大量的金錢資助。清政府晚期的時候財政很困難，這就顯出了李鴻章的政治才能了。修軍工設施對清政府是有直接好處的，都遇到了這麼大阻力，那如果想辦一些民用的，比如生產一些紡織品或搞些運輸，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清政府正面臨著財政危機，有人就提出，那些修船之類的本來就不應該修，既然現在沒錢，就應該停掉。但是，洋務派此時已經有一定力量了，並且在幾十年中也讓人們感到沒有這些東西確實是不行的。慈禧很為難，是停掉還是不停，也讓大臣討論。李鴻章就藉著這個機會說，主張停掉的理由是說沒錢，既然沒錢，我們就要想辦法生錢。怎麼生錢？光生產槍炮不行，要辦民用企業，生產消費品讓人們去買。他就藉著頑固派的觀點，把”洋務運動”從只生產軍用品轉向也生產民用品，從求強走到了求福的階段，於是就辦了輪船招商局，上海織布局和一些鋼鐵廠、機械廠，生產民用品賣給老百姓，這樣就能賺錢了。賺錢後就採取官督商辦，這些在開始的時候，還是阻力很大，沒有官方的支援，這些民營企業辦不起來。所以官方的支援，使民用企業興起了，”洋務運動”走到了第二階段。

但是，“洋務運動”只有技術上的革新，沒有政治、制度上的變革，逐漸顯示出了不足。就像他們和頑固派的辯論，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種泛道德主義，你想他們反對修鐵路架電線之類的，都不從技術上跟你辯論，而是首先上升到一個道德的高度，說這個東西不是中國的，是西方的，你學它，就是賣國。

洋務派在這種意識架構中都沒有辦法辯論，只好採取我有權力就不跟他們爭，自己做，繞過這個。但是洋務派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強有力的意識形態系統，唯一的就是為了和頑固派辯論提出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自己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個“用”，我的根本、本體還是中國的。開始提出這個口號是為了對付頑固派，但在後來的過程中證明了洋務派的不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