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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步行算了。不管在技術上還是倫理上，一輛‘悍馬’可以也應該毫不猶豫地見車就超——問題是，每超一輛車，我就得多花10塊錢。”

以上分別是愛啤酒、愛咖啡以及愛面子車主在油價高企之下的換算方法。同理，對於另一些愛洗腳或者愛洗頭的車主們來說，換算方法相信也各有不同。至於歷史上最精彩的一次換算，發生在法國皇室。大革命前夕，在巴黎民眾對皇室之荒淫無道的種種妖魔化傳聞當中，有一項路易十六與妖姬皇后瑪麗·安託瓦內特（　Marie　Antoinette　）的“真情對話”（ 也跟交通工具和個人愛好有關 ）：

國王：“這些年你在香水上花掉的錢，足夠為法國買一艘軍艦！”

皇后：“陛下這些年在我身上用掉的精液，足夠讓這艘軍艦浮起來！”

每天給豬10塊錢

大部分從小就怕上數學課的低等形象思維族，可能從小就會有和我一樣的偏見，即以數字和數學符號拼湊出來的世界既不真實且又乏味。就算是文學含量較高的應用題——貧農李大爺一家辛苦耕耘，秋後收了5鬥米，卻被萬惡的地主收去了5鬥，問李大爺一家最後還剩下了幾鬥米——在1970年，對於一個既沒有見過地主也沒有見過貧農更不知種地為何物的小學一年級學生來說，依然是一個高度抽象或重度超現實的假象世界。

居然連數學家德福林（　Keith　Delvin　）對此也深表贊同，他說：“數字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對數字態度是某種程度的敬畏，好像它們比文字更加可靠似的，這個信念大錯特錯。”

專業人士的贊同若能令上述外行的偏見聽起來還有一些可靠的話，在前面提到的以三種不同方法進行油價換算的車主中，比較正確（　或比較人文　）的顯然是愛喝啤酒及愛喝咖啡的兩位，上海的“悍馬”車主因把活色生香的事物一概數字化為“每超一輛車就得多花10塊錢”，遂因出自“對數字的敬畏”並且相信“它們比文字更加可靠”而“大錯特錯”了。

我們的人生和我們的世界之所以被搞成今天這樣，必須歸功於數學，也不能不歸咎於數學——準確地說，應該是以數學為基礎的貨幣化。可計數的貨幣不僅簡化了所有可計數或不可計數的價值觀念，而且使這些價值觀念之間可以任意地進行換算，有段子為證：某執法部門倆芝麻官，一日忽覺嘴裡淡出鳥來，遂決定深入基層檢查工作。當下戴好大蓋帽，騎單車來到郊外一養豬場，對養豬專業戶戶主打官腔道：“每天都給豬吃什麼？”　。。

數字人生（3）

“報告：每天給豬吃潲水。”

“什麼？潲水那麼髒，豬吃了以後人再吃豬，肯定危害健康。不行，罰款10塊！”

第二天，兩頂大蓋帽又飄然而至。“罰款之後，改進了沒有？”

“報告，本人已痛改前非，再也不敢喂潲水了。”

“嗯。那麼，現在給豬吃什麼？”

“每天改喂麵包。”

“什麼？餵豬吃麵包？！這不是浪費國家寶貴的糧食資源嘛！你好大的膽子。不行，還要罰款10塊！”

罰上了癮，大蓋帽第三日一早又來。聲色俱厲：

“經過兩次罰款，有否改進？”

“有。本人已徹底悔改。現在不喂潲水，也不喂麵包。”

“現在餵豬吃什麼？”

“報告：我現在每天給豬10塊錢，丫愛吃什麼吃什麼！”

道德捆綁了數學

把因漲價而造成的汽車額外汽油開支換算成等值的啤酒或咖啡，只是各人因愛好不同而採取的換算策略。下至個人，上至國家，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從來也就是用於換算的專案不同而已。

小時候經常接受這種教育：

“全國人民每人每天節約一滴水，就能煉多少多少噸鋼，澆多少多少畝地。”

又或者：“全國人民每人每天節約一粒米，就能救活全世界多少多少個於水深火熱中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等等。

顯而易見的是，雖然都是換算，不過把汽油費換算成啤酒或咖啡，屬於悲觀的演算法；把一滴水或一粒米折算成鋼鐵和糧食產量，甚至階級兄弟的性命，則是樂觀的數學。演算法一致，境界卻大相徑庭。

數學家色斯頓（　William　Thurston　）認為，所謂數學，只是一種“腦中的工具”，它可以讓我們觀看及表達我們不能以其他方法處理的觀念。但是，數學家不把他們的技藝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