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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歷史典籍中。不僅如此，他們還做了一次高規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們受到忽必烈的溫和款待，還戰戰兢兢地遊覽了雄奇壯麗的宮殿。而後這兩位漁民經過高麗回到日本。

忽必烈的目的很明顯，希望透過這兩個漁民向日本傳達和平訊號，他不認為自己真的有必要對這個海上小國大動干戈。

但是，鎌倉幕府對此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天皇朝廷倒是起草了復牒：“案其事情，蒙古之號於今未聞……（兩國）外交中絕，驪遷翰轉，奧傳鄉信，忽請睦鄰。……抑貴國曾無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惡之便。不顧由緒，欲用兇器；和風再報，疑冰猶厚。聖人之書，釋氏之教，以濟生為素懷，以奪命為黑業。何稱帝德仁義之境，還關民庶殺傷之源乎？……故以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難以一二，也乞思之。”

這份用詞考究，由京都朝廷“文章博士”親自起草的復碟，試圖對“大蒙古國皇帝”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並沒任何有損“國體”之處。

但即使這樣的一份溫和回覆也再次被鎌倉幕府否決。受其影響，為答謝高麗人送還日本漁民，以“日本太宰府守護所”名義發給“高麗國慶尚南道安東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謝信也被停止傳送。

幕府的強硬很難說有什麼現實依據，擺出這樣的姿態之後，也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對策。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武家政權的強硬特質，以及北條氏的現實處境。北條氏雖然透過“執權”這一位置獲得了本家在幕府中的領導地位，但卻始終沒有能力最終取代幕府將軍成為武士集團在法律意義上的“主公”，本身地位不穩固，就使得它無法以明確的態度應對外部事物，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以“不回應”來應對。

忽必烈的對日態度日益明晰，公元1270年，他一邊在中國大陸對南宋進行不間斷的軍事壓制——到這一年，蒙古軍團圍攻襄陽已長達兩年，卻還沒有絲毫勝利的跡象，這場慘烈的攻守戰前後共歷六年之久；一邊於當年2月、5月先後兩次致書日本，但事情的發展毫無進展可言，仍然是忽必烈方面“令必通好大朝”，日本方面“皆不報”。

三　忽必烈很生氣（6）

公元1270年年末，忽必烈再次擇廷臣赴日。這一次，他所選派的特使是已經漢化的女真人趙良弼。趙良弼在任江淮宣撫使時，主張中國應待日本以親藩之禮，這個建議一度被忽必烈採納。趙良弼以年邁之軀請行，持書赴日，忽必烈計劃派兵三千護送，但趙良弼僅擇數十人隨從。

公元1271年9月，趙良弼抵達金津島，日本人看到蒙古使船，便有持刀準備圍攻者，趙良弼反而輕裝舍舟登陸。在被太宰府官員以“陳兵四山”的方式“保護”起來之後，有人來“問使者來狀”。

《元史》記載：“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

日本太宰府官員回答：“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他們要求趙良弼交出國書。

但熟知中國歷史的趙良弼質問道：“隋文帝遣裴（世）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所以他堅持要求直接面見日本天皇。

而太宰府堅持要求代為傳送，雙方就這麼僵持著。

趙良弼前後在日本逗留了八個月之久，在日期間他還與南宋在日勢力有過接觸，這種接觸不可能是友好的；此外，他還對日本進行了細心的考察，在他的記載中，有日本群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國家防務等情況，具有重要的一手情報價值。

公元1272年春天，折回高麗的趙良弼再赴日本，他覲見日本天皇的要求再次被太宰府拒絕。

趙良弼返大都後將之上呈給忽必烈。這位漢化官員的考察結論卻與忽必烈的戰略意圖大相徑庭，趙良弼認為興師動眾*日本，就等於是用寶貴的民力和財力去填無底的巨壑，“不宜以有用之民力對日用兵”，應該保持兩國和平態勢。

歷史上記載，他曾先後三次勸諫忽必烈不要派兵攻打日本，忽必烈雖然認定趙良弼是治國之棟樑，並且倚為肱股大臣，但這一次，他不可能採納他的意見。

這個時候，中亞汗國又向他的政治權威提出了挑戰。

第二年，日本朝廷終於決定正式寫下拒絕“通好”的國書，京都朝廷先將擬定的草稿送到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