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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站了出來，他一方面向人們展示他預言的準確性，一方面用自己的文字繪聲繪色地向日本內地描述元朝軍隊的殘忍，“二島（對馬、壹岐）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殺，或被擄，女子則被集於一處，用繩索穿手掌而過，鎖於船舷之上，肥前國松浦一黨，遭遇與此二島百姓相同。”

在他身臨其境般的對戰爭恐怖局面的描繪之下，日本全國的危機感進一步加深。

對於元朝方面，也應該看到，元世祖忽必烈這次派往日本的軍隊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實力上都不足以徹底征服日本。忽必烈有可能是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也有可能在進行南宋戰爭的同時，派遣元軍的主要目的在於進行戰爭恐嚇，使其迅速通好。

忻都等元軍統帥則利用了忽必烈的心理，在沒有取得實質性軍事進展的前提下，即自作主張撤回東征部隊。

《元史》“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這一條的記載，很可能就是忻都等人的戰況彙報結論。忽必烈甚至大賞東征有功將士，同時決定派出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帶國書再次出使日本，以期通好。

五　元軍二次東征——日本真的打勝了（1）

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鎌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鎌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鎌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面是因為幕府“為他們最近的成功而驕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們”，更多是源自於鎌倉幕府的武家政權特質。

日本學者今谷明對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客觀的：“被置於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日本方面已經違反了規則，那麼文永、弘安的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條時宗處死的使者中，有漢人也有高麗人，還有畏吾兒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

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後的一面，但是他們也更加堅定地認為斬除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汙辱。

早在公元1218年，當花剌子模國王處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隊後，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蒙古帝國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發。

忽必烈與他的祖父一樣，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軍隊、籌集物資，另一方面決心與日本週旋到底，繼續“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貢稱臣，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將由南宋降卒組成的“蠻子軍”一千四百人派往高麗，進紮在海州（黃海道海州）、鹽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這三州一直以來都是蒙古軍團的屯田駐地。

9月，大都方面又派人探索到日本的新海路，並命高麗再次修造戰艦。

10月，高麗任命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負責修建戰艦。

11月，高麗王室又向慶尚道徵發羽毛和鐵材。

公元1276年正月，高麗方面突然接到了停止對日戰備的詔書。其原因並不在於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高麗君臣的“哀哀之訴”，而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長江以南的宋元戰場上，元軍自公元1273年2月攻陷襄陽後，長驅而下直取江南，但戰事進展並不順利。江南的江湖人、平民百姓、南宋正規軍這些民間和官方力量成為元軍阻礙。但戰事畢竟在艱難推進，公元1274年正月，南宋安慶府宣告淪陷，府知事范文虎向元朝投降。公元1275年，建康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