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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梅魁：“*”剛開始的時候我給我媽寫過信，媽媽也給我回過信。後來到了1967年，我給我媽寫過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沒有回信。那時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材料，沒有訊息，我就和老伴請假回了老家。

媽媽說現在太亂了，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讓人家把門封了，或者是佔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們家裡來抄家，搬東西。她說那些材料埋得那麼淺，怕不行。媽媽就告訴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幫我儲存了一段時間。後來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裡情況怎麼樣，我弟弟到那兒去了之後，說沒事，沒有什麼人再來過，也沒有貼過大字報。擱到那兒我也就放心了。

記者：這份手稿您是什麼時候又帶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讓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給我，他從枕頭底下把材料拿出來，我就拿回來了。拿一個帆布書包包著，放到我專門做的一個樟木箱的夾層裡。

記者：您拿回這份手稿離您交給中央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您是怎麼保管的？

彭梅魁：一開始放在那個樟木箱的夾層裡，1976年地震的時候我就把那個箱子放到書包裡，揹著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揹著它睡覺。幹什麼都隨身帶著，就怕丟了，那個時候也不能放家裡了。

記者：那後來您是怎麼把這個手稿交給黃克誠，又交給*的呢？

彭梅魁：那時候我看報紙，倒不是說特別關心國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領導，誰出來了，誰有病啊，誰怎麼的呀。

患難真情…採訪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7）

1978年，我看到黃克誠出來了。因為我伯伯說過黃克誠是個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黃克誠沒見過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後來我找到一個人，他就帶我去見黃克誠了。但那次我沒有帶著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後，我說我是彭梅魁，彭德懷的侄女。當年伯伯曾囑咐讓我來看看您，還讓我去看一個長鬍子的肖勁光。他問我還有什麼事嗎，我說伯伯讓我儲存了一份手稿，這個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國人手裡去。這個該怎麼辦才好，是我自己儲存呢，還是上交。黃克誠說還是上交好，自己儲存難。他說，我可以幫你交，你跟我一塊兒去交給*。但是他現在比較忙，有空的時候叫我一塊兒去。我說：“不，黃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黃伯伯。”後來黃克誠就幫我交了。

當親情遭遇威嚇

在吳家花園，彭梅魁看著伯伯蒙受著不白之冤，經歷著情感上的打擊，內心無比焦慮，她只能盡最大努力照顧這位日漸衰老的親人。

面對著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沒有寫一個字的揭發材料。

記者：彭老總因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為民請願，而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於您跟彭老總的關係，“*”時期有沒有受到牽連？你們廠裡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寫揭發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牽連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兩個人要我到一附件車間二樓的一間屋子開會。我去了發現那裡沒什麼人，後來來了兩個女同志，讓我寫交代材料，揭發、批判彭德懷。我拒絕了，我說這個我怎麼能寫，彭德懷的問題是黨內的事，軍隊的事，我做這種工作跟他沒什麼關係，沒什麼可交代的，我一個字也沒寫。他們造反派的人手裡都有一尺多長的棍子，其中一個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來。她們還要我寫，我堅持說沒什麼可寫的。當時我想，愛怎麼打就怎麼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們廠當時已經被打死一個了。

記者：當時他們好像還說您拿手錶去收買審訊的人，這件事是怎麼回事？

彭梅魁：我上廁所的時候，碰到他們那一派的另一個人也在廁所裡。我說你幫我把這手錶儲存一下吧，我怕他們給打壞了。她可能就把這件事向上面彙報了，說我拿手錶收買她。他們說，你再有多少錢，多少東西，我們也是收買不了的。我就跟他們解釋，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我當時只是怕打壞了手錶以後沒法看錶了。

記者：他們當時打您的時候，您感覺他們下手重嗎？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這個肩膀，以前長了一個肉瘤給割掉了，這一塊沒有肉，打到這一塊特疼。打了一陣，後來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會兒，坐著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兒。他們說，你起不來呀，不起來就再打你。我也不說話，就自己爬起來。就這樣打了半天。